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准备好接受一个听起来确实古怪的理论了吗?一个不相信非自愿性失业的理论,你认为怎么样?一个提倡用掷飞镖的方式选择股票的理论,难道会无趣吗?你觉得一个相信政府既不会太伤害经济,也不会对经济有多大帮助的理论,如何?对于我们本次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之旅来说,这是多么奇异的一个结尾。一开始我们谈到重商主义者,他们说政府一般是有助于经济的。之后,亚当·斯密的理论称政府有害,而凯恩斯学派则称政府有益。货币主义者说政府有帮助,但常常造成伤害。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说政府常常有害。现在,理性预期学派(或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嘲笑他们的所有前辈,并且声称政府干预是一种幻觉,就像是魔术师的戏法一样,无法改变很多现实问题。

理性预期理论（有效市场假说）：
它的第一个信条叫作“所有的市场会出清”(供求均衡),意思是说价格总是同步调整,以消除任何的过剩(超额供给)或短缺(超额需求),供过于求的状况不会存在。如果一条鱼了太多的鱼子,那鱼子酱的价格就会下降。
第二个信条,理性预期学派主张,在市场经济决策中人们会考虑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并且持续升级他们的模型,更新他们的预期。将传统的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作一比较吧。如果人们按照适应性预期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会盯着经济变量在过去的表现,并且只是逐渐地调整对前景的看法。如果在过去几年里价格每年上涨6%,只不过今年上涨了10%,依据适应性预期模型,人们可能会预计下一年的价格要上涨7%,适应性预期模型着重强调的是以往的数据。他们等待着经验来对他们当头棒喝,而不是基于新的信息改变他们的预期。假如听到联邦政府要采用疯狂的扩张政策,放弃对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的控制,他们将会怎么样呢?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在看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预期。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
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学派的实质异常简单:如果商人是自私自利的,那为什么不假设政府官员是“政治企业家”呢?他们追逐的是什么的最大化呢?是他们的权力和赢得选票的能力。经济学家用了200年的时间开发出一个人类行为的模型,为什么在面对政府时却要弃之不用呢?

为什么政治上的私利行为会与大众利益背道而驰呢?随着政府的管制、津贴、关税和拨款计划演变成一个个微型交易不仅政府的信息成本提高了,而且大众的信息成本也增加了也就是说,任何想获得公共开支和政策信息的公民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信息。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这种投资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搜集信息的成本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某人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调查一项给100个人发放100万美元的政府计划。然而,取消或者实施这个计划带给每个人的价值,可能只和一包薯条的价钱差不多。不在这100人之列,而且不进行调查的人可能会理性地加以忽视。因此,政府规模扩张的趋势就是将政治人物的行为与大众对这些行为的认知相分离的趋势。在大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既会做好事,也会做坏事。不知不觉中,这样的行为就从这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指缝中轻巧而迅速地溜
走了。

米尔顿•费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

表达“货币数量理论”的一个最流行的公式是MV=PQ。这一个简单的等式,可以让我们理解货币学派的许多批评。V为货币流通速度,M为货币供给,PQ代表名义园内生产总值(P是价格水平,Q是已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它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人对这个公式提出异议。据此定义,货币的数量乘以货币的转手次数,就等于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值。但是,关于这些变量的作用模式,经济学家会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如果对货币主义的主张作一个最粗略的勾勒,则如以下所述:货币流通速度是持续不变的,短期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如果美联储增加5%的货币供给,我们就会看到物价上涨5%。得出的结论是:货币供给M的任何改变只取决于物价水平P的改变。

凯恩斯主义

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在此表明它的两个基本主张足矣:私人经济可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填补未充分就业这个缺口。每当一位政治家热情地鼓吹启动建设项目和政府计划来推动国家经济再度发展,或者降低税收以促进消费时,他都是在颂扬凯恩斯。
然而,凯恩斯并不只是关注就业。他的文集册数超过了24卷,涉及了许多主题,包括货币问题、贸易限制和战后重建,以及关于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优美散文。

乘数效应：乘数的要点在于,一个人的任何消费变化都会引滚雪球效应,整个国家消费量的最终变化会远远超过个人消量的初始变化。凯恩斯提供了一个计算乘数的简单公式。因为他强调消费的作用,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公式中的关键因素是消费的边际倾向:

乘数=1/(1-MPC)或=1/MPS

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如果“货币的接受者”消费更多,则连锁反应会进行得更快。而储蓄会再次减缓这个反应过程。

新制度学派与法律经济学

1、过失赔偿法

在1947年的一个案子中,勒尼德·汉德法官针对过失赔偿法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汉德法官确认了3个关键因素:受伤的可能性(P)、伤害或损失的程度(L)和预防意外事故的成本(C)。根据汉德法官的说法,如果受害者可能受到的伤害大于避兔此类事故的成本则有人存在过失。用代数式来表示的话,如果P×L>C,则被告有过失。

为了让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法庭才应鼓励人们在安全保障上投资。因此,汉德法官的公式将马歇尔的逻辑带进了法律。

2、财产权
科斯定理：一旦财产权被明确定义，财产权将会得到最有价值的利用。（法律裁决会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
租金管制几乎总是要造成住房的短缺。

3、犯罪行为
"时间跨度"：当时间跨度缩小时，诚实行为的价值减少。社会减少时间跨度的另一个方式是提高利率。
更为合理的反驳分为两部分。第一，在许多法律裁决中特别是涉及商业法时,法官确实会努力谋求效率。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有帮助。第二,在涉及公正话题的案件中,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司法制度至少应当知道件盘决可能带来的结果。从道德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区分公正的行为和公正的行为人。一个公正的人是在思考之后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4、公司治理
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某种程度的文明礼仪和视承诺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一个感知不到未来的社会,就会面临经济崩溃。
经济学不仅仅只是价格、利润、租金和成本。法律、道德、时尚和哲学全都会对经济产生作用,可能支持经济发展,或者将经济毁掉。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扩展了经济学的定义,迫使从事研究的同事们睁开眼睛去观察更广泛的现象。经济学不再像马歇尔让它看起来的那样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