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确实难以解答,但从个人生活来说,我们有能力积极改进自己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从认识自己的脆弱开始。比如你打算买一个超薄手机(带300万像素、8倍变焦的数码摄像头),或者每天买一杯4美元的极品咖啡。你可以首先从质疑这种习惯开始。它是怎么开始的?同时,问一下自己,你能从中获取多大的快感。这一快感真的就如同你预期的那么大?你能不能把预算压低一点儿,更好地把省下的钱用在别处?事实上,你做一切事情都应该进行自我训练,质疑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在手机的问题上,你能否从超薄型后退一步,减少点儿花费,把一部分钱用在别的地方?说到咖啡一一不要问今天你想喝哪种极品混合咖啡,自问一下,你真的应该养成动辄来杯高价咖啡的习惯吗?

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我们所做的首次决定,它在日后能形成一长串的其他决定(关于衣服、食品等)。它从表面上看只是个一次性的决定,对未来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事实上,首次决定的威力可能非常巨大,它的长期效应会渗透到未来我们所做的很多决定里。考虑到这一效应,首次决定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苏格拉底说,不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或许现在到了清点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印记和锚的时候了。即使它们在某一时间是完全合理的,但现在,它们仍然合理吗?一且对旧的选择做了重新考虑我们就会向新的决定、新的一天、新的机会敞开大门。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这些想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首先,它们说明了我们所做的许多决定,不论是不经意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锚都在其中起作用:我们决定不买麦当劳巨无霸、抽烟、闯红灯、到巴塔哥尼亚度假、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辛苦地准备博士论文、结婚、生孩子、住郊区、投共和党的票,诸如此类。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做出上面的决定是基于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喜欢或不喜欢。
其次,我们能从这些实验中获得哪些对一般生活有益的教训呢?我们自己仔细雕琢出的生活难道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任意的致”的产物吗?我们在过去的某一时间做出了任意决定(如同幼鹅把洛伦茨当成它们的父母),并且把我们以后的生活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最初的决定是明智的且一直遵守,有这种可能吗?我们难道就是这样选择职业、配偶,决定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发型的吗?归根结底,这些决定都是明智的吗?或者它们中有一部分只是我们追随最初印记的一时冲动?
笛卡儿说过:“我思,故我在。”但如果我们只是自己最初无知的任意行为的集合物,又会怎么样?

零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巴比伦人发明了“零”的概念,古希腊人用高深的术语为它进行过辩论(某物焉可为无物),古印度学者平噶拉把它与1相配得到了两位数,古玛雅人和古罗马人都把零作为数字系统的一部分。但是,零的地位得到确认却是在公元498年:有天,印度天文学家阿里亚哈塔从床上坐起来叫道:“ Sthanam sthanam dasa gunam”(大约可以翻译成:“一位到另一位数值差10倍”),由此产生了“十进制”概念。现在,零得到进一步延伸:它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在那里兴旺起来;越过伊比利亚半岛到了欧洲(多亏了西班牙摩尔人);在意大利惹了点儿烦恼;最后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在美国一个叫作硅谷的地方,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数字1组合)。

换言之,我们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对过去价格的记忆,以及我们想与过去决定保持一致的欲望,根本不是对我们真正偏好或需求大小的体现。

②出价最高者真正付款的价格并不是他的出价,而是出价中第二高的价格。这称作第二高价拍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韦克里证实了这种形式的拍卖创造了个环境—人们在其中对每一件拍卖品按自己的出价意愿出的最高价格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也是易贝拍卖系统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