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大多都是美的，“美”是交换“活路”的砝码。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大多都是只有“情”没有“爱”的，“爱情”在她的小说中“变质”，变成了“生存”。 敦凤是张爱玲笔下最常见的那类女人——美的、丧过夫的、最终嫁给阔人变成姨太太的。敦凤不过快四十岁，米先生却已经快六十岁了。敦凤愿意嫁给这样一个“老头子”，是为了“生存”。她自己也十分明白。她同米先生生气，为的是米先生去看他的太太。明知道那“老太婆”与自己“竞争”是毫无优势的，却仍是“嫉妒”。说是“嫉妒”，不是说成“担忧”更好，担忧米先生会抛弃自己，自己便失了“活路”。当着杨太太，杨老太太的面不断说“米先生还能过个十二年”一类的话，究竟是为了让米先生认清自己的年龄和“命不久矣”的“现实”，还是为自己交换出去的“年华”惋惜？ 敦凤看着是过上了“理想”的日子，却是“小心翼翼”的。担心米先生早早去世，盼着他多活个几年。更担心米先生去世后的遗嘱上没有对她有利的话语。 敦凤在同米先生结婚之后，虽说是结婚，到底还不是“正份”。与杨太太相比，不过是多了张结婚证书，多了个稳定的男人，却要处处瞧不起杨太太，觉得她下流。 杨太太也是如此，明明自己有丈夫，却要同其他不三不四的男人“调情”，让丈夫不愿回家。说好听点是“活泼”，说难听点便是“下贱”。却也处处瞧不起敦凤，觉得她的婚事是自己让给她的，觉得她的婚事能成完全是得益于自己，觉得她不过是一个姨太太。 “同病相怜”的女人却互相在心中讥讽对方，真是讽刺。 米先生对敦凤倒是处处都好，这是因为“爱”吗？当然不是。我觉着米先生只是想通过占据一个年轻女子的肉体，从而“消磨”掉他的妻子带给他的不愉快的记忆罢了。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应该是源自于张爱玲的亲身经历罢。

张爱玲总爱写一群女人的故事。 张爱玲总爱把女人的一生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这篇小说里，便在推拿室里讲述了三三两两个女人的一生。 小说的题目叫做“等”，讲的便是女人一生都在等待的悲剧。奚太太等着她脱掉的头发重新长出来，等着他逃往内地的丈夫回上海看她。可她明知道她的丈夫在外面有了人，却仍是等待，期盼着他快点回来，又不要那么快，至少等她的头发再长出来。童太太也是在“等”。等着庞先生给她推拿；等着她有一天“征服”公婆；等着她的三个女儿成家，又因着自己婚姻的不幸盼着她的女人一辈子不要结婚；等着她能有歇息的时候。 奚太太和童太太的经历在我看来十分相似，不过是前者年轻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后者年老些，怕是“等”不了了。明明都是被男人抛弃，奚太太却不愿意听童太太诉说她的悲苦，到底是因为不愿“触景生情”，还是真正源自内心的厌恶与冷漠呢？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祝福》中的祥林嫂。张爱玲似乎由衷热爱写相同命运的女人之间的“鄙夷”。 张爱玲生活在沦陷区的上海，在文章中总是带着点战争的色彩，但这“色彩”不是浓重的，是轻描淡写的，寥寥几笔一下子带过，不像是她想要写的“重点”。可这“轻飘飘”地叙述总能让人看出张爱玲的讽刺意味来。 我想，奚太太脱掉的头发怕是很难再长回来了。

读了这篇小说更能体会到张爱玲式的“国民性批判”了。 “国民性批判”这个词像是鲁迅先生独有的，张爱玲“借”过来，把它放在了都市日常生活、男欢女爱一类零散琐碎的小事中。上海的租界、对外国人的特权、外国人对中国女人的玩弄…… 这里有五个女人。 一是李小姐，一个痴爱哥儿达的女人。她或许是富人家的姨太太，或许是富人家的小姐。这不重要。哥儿达对她像是“萍水之交”，她却“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哪怕她可能已经知道哥儿达有了新欢，她也只是朝着佣人质问一下，也只是哭着诉说自己的“心”和“爱”。最后，仍还是与哥儿达约定了约会时间。这样富足的一个女人，为何还是要受男人的“控制”。这是中国女性的“劣根性”，是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 二是秀琴，一个从乡下来、在城市做工的女人。秀琴要结婚了，却要男方家里给她打一只金戒指，男方家里最后打了一只包金的戒指，她便不嫁。秀琴是个乡下女人的她乡下的家人给她觅的夫婿大概也是个乡下人。在战乱时期要一个乡下人给她打一只金戒指，倒显得有些“无理取闹”。但正如张爱玲在《红鸾禧》里说的那样，女人这辈子怕是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了。最终秀琴还是没能得到金戒指，夫家给新房装了地板，她也就嫁了。女人嫁人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金钱，为了生存。 三是阿小楼上的新婚夫妇的妻子，买得起一百五十万顶的房子，才结婚三天便吵架。看起来像是男人打了女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暴”。结果也同现在许多“家暴”的结果一样，两人又“和好如初”，照样请了客。古往今来，女人的悲剧大多有相似之处。 四便是阿小了，一个乡下来的女人，在外国人的家里做工，有丈夫和孩子。但活的像个寡妇。别人送她一张多余的面包票，主人却误以为是她偷了自己的面包；主人为了让她洗衣服，便一股脑把自己的衣服泡在浴缸里；主人一个月给她三千工资，却不许她睡在家里。一夜大雨，只能伴着苍蝇睡在菜台上……所以，阿小倒是更喜爱在中国人家中做工。男人是个裁缝，倒像是个体面人的工作，但赚的钱只能养活自己，甚至时不时还找阿小要钱。阿小厌恶哥儿达这个“主人”，厌恶自己的丈夫，却又忍受了下来。好强又可悲。 这小说里总共有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便是那时候所有中国女人的样子。

一个简单的爱情悲剧。张爱玲最擅长写的。 一个长相俏丽的少女和一个中年“艺术家”的爱情悲剧。 读了《红玫瑰和白玫瑰》这本小说集已经有好几篇了。之前的小说里仿佛只有女人是不幸的，男人总能豁免于难。这篇倒是不同了。男人先爱上了少女，却被少女拒绝了。像是男人的悲剧性更浓了。殷宝滟拒绝罗潜之的爱意，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罗潜之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三个孩子。“他有三个小孩，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罢？” 这个理由太熟悉了。即便是21世纪，我们指责男人出轨，女人当“小三”，都是用的这样的理由和依据——“你怎么能破坏自己/别人的家庭呢？” 这没有错。殷宝滟与罗潜之的悲剧也不完全只是因为“家庭和孩子”。说到底不过是殷宝滟不敢也不愿罢了。 罗潜之没能如愿所偿，不过是瘦了点，心情郁闷了点。他得了肺炎是肯定与这件伤心事没有关联的。殷宝滟拒绝了所爱，就只能回到结婚，“为了结婚而结婚”。这样看来，好像还是女人的结局更悲惨。 写这些“颠三倒四”的文字时，又看了看这篇小说的“尾声”。又似乎觉得，这悲剧大概还有战乱的成分吧。 张爱玲觉得自己写这篇文章“写错了”，是她终结了殷宝滟和罗潜之的爱情。 当然不是张爱玲的“错”。

振保不算个好人。 他仿佛拥有着极强的自制力，但他那自制力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罢了。在法国旅游时遇到的妓女“玫瑰”，他明明先把她带回上海，他明明或者是至少在那一刻他是爱着“玫瑰”的，可他因为这样一个女人会让自己的母亲不愉快，自己的母亲不愉快了，他便担上了“不孝子”的“罪名”。于是，他用自己极强的自制力抛下了“玫瑰”。 同样，他又“用自己极强的自制力抛下了”娇蕊。 红玫瑰和白玫瑰。 娇蕊便是那朵红玫瑰。不是完全的中国人，所以也不具有中国传统女人的“矜持”。她是浪荡的。浪荡的女人在张爱玲的笔下最终会被时间和金钱磨去棱角。在我看来，娇蕊不是真正地爱振保，振保也不是真正地爱娇蕊。两个人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振保最终抛弃娇蕊，可以是说她“自作孽，不可活”。但娇蕊决意要与士洪离婚，哪怕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振保不会娶她。可能是她活的不够快乐吧。尽管士洪对她百依百顺，像个“模范丈夫”，但娇蕊的生活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可她离了婚又怎样呢？多年之后，她与振保在公车上重逢，她改嫁了，姓了朱，生了个孩子。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依靠男人的起点。 娇蕊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反抗的权利和能力的。 那白玫瑰就是烟鹂。 烟鹂是个白的几乎透明的女人。振保娶她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是因为门当户对，是因为烟鹂有着温顺的性格。因为她的温顺，她可以被振保瞧不上，被振保的母亲瞧不上，被振保的朋友瞧不上，甚至被振保的家仆瞧不上。一个不会应酬，不会社交的女人，仿佛就不该活着。振保在外嫖娼，烟鹂为他辩解，为的不是振保，为的是她自己。可又为她自己什么呢？我想烟鹂自己都不明白。 娇蕊与烟鹂是两个极端，一个放浪，一个温柔。可结局却好似都是一样的。一辈子都靠着男人活着，一辈子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张爱玲或许想表达并不是这个。 我也不清楚，这并不重要，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