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第二个矛盾,即我们的各种需要带来的刺激和在满足
需要时遭遇的实际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受经济影响,我们的需要不断地收到类似“高消费”“向别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想要满足这些需要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正是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差距和脱节。
最后一个矛盾,它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其受到的一切局
限之中。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生活;人生的舞台已经为他搭建好,如果他聪明肯干,就能够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说来，所有的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实际的限制。我们常说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完全可以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或成就某项职业,不可能选择消遣娱乐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对个人而言,这些“不可能”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认为自己有无穷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
这些隐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病人竭力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要求过多和担心一无所有的恐惧心理的冲突,自我扩张、自我吹捧和自身软弱感之间的冲突。和正常人不同的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在不损害自己人格的前提下应付这些困境;而神经症病人的内心冲突太过强烈,所以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病人的人,就像是用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了这些由文化产生的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媒介,因此要么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就算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由此,我们才说神经症病人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再来说第二个矛盾,即我们的各种需要带来的刺激和在满足
需要时遭遇的实际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受经济影响,我们的需要不断地收到类似“高消费”“向别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想要满足这些需要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正是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差距和脱节。
最后一个矛盾,它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其受到的一切局
限之中。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生活;人生的舞台已经为他搭建好,如果他聪明肯干,就能够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说来，所有的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实际的限制。我们常说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完全可以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或成就某项职业,不可能选择消遣娱乐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对个人而言,这些“不可能”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认为自己有无穷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
这些隐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病人竭力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要求过多和担心一无所有的恐惧心理的冲突,自我扩张、自我吹捧和自身软弱感之间的冲突。和正常人不同的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在不损害自己人格的前提下应付这些困境;而神经症病人的内心冲突太过强烈,所以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病人的人,就像是用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了这些由文化产生的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媒介,因此要么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就算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由此,我们才说神经症病人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种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病人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没有同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当然,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但对我说来,只需要简单地描述出某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足够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矛盾,一方是竞争和成功,一方是友爱和谦卑,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物都在被用来鞭策我们前往成功,要求我们必须自信满满,甚至心狠手辣把别人推到一边,让自己大踏步向前。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被基督教理想影响,自觉不能自私自利,而是要谦卑忍让。对于这样的矛盾,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只认可其中一种并为之努力,绝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接受这两种信念，然后在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对这个问题,弗洛伊德理论只做了有限的思考,其生物学倾向注定了其缺乏社会学倾向,所以弗洛伊德总是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又会把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样的倾向使得很多精神分析作家开始相信:死亡本能的作用导致了战争发生;现今的经济制度源自肛门欲驱动力;机器人为什么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要从那个年代的自恋倾向中去找原因人个图。不是,因弗洛伊德没有把文化看作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而是将它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被抑制或者被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种反应形式。越是对这些生物驱力的抑制完全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一旦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
所以文化的成长就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可以说,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神经症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对这个问题,弗洛伊德理论只做了有限的思考,其生物学倾向注定了其缺乏社会学倾向,所以弗洛伊德总是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又会把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样的倾向使得很多精神分析作家开始相信:死亡本能的作用导致了战争发生;现今的经济制度源自肛门欲驱动力;机器人为什么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要从那个年代的自恋倾向中去找原因人个图。不是,因弗洛伊德没有把文化看作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而是将它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被抑制或者被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种反应形式。越是对这些生物驱力的抑制完全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一旦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
所以文化的成长就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可以说,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神经症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