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剑桥毕业生,大步穿过古老的走廊时,长袍沙沙作响。接下来的画面是我蜷缩在卫生间,手臂拧向背后,头伸进马桶。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的画面,但我办不到。我无法只去想象那个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画面,而对另一个女孩视而不见。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

我站起身来,悄悄地锁上卫生间的门,然后盯着镜子里那个握手腕的女孩。她两眼无神,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我恨她的软弱，恨她有一颗易碎的心。他能伤害她,任何人都能那样伤害她,这不可原谅。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为别的。
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然后我才能坦诚地告诉自己，这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我不明白我的这种正确是多么病态，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掏空了自己。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