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体现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西方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这是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这种危机识和悲观情绪中包含着更高的理想主义精神。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50年代前的现代主义文学中那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明显的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已露出了传统的基督教一人道主义信仰的精华与近代以来个性和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向，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进入新的文境界。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西弗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守望者”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敬与追寻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