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或“社会学原则”,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社会的“纯粹类型”,拥有一套纪律完善的社会结构,其中受支配的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无法放弃他们预定的角色,却并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价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着苦力船工的轮船,桨橹的划动纪律分明,将桨手化减为机器上的齿轮,只在罕见情况下需要执鞭的船主挥舞暴力。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船往哪个方向去,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让船主暴怒4不已,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前方的人。不过或许我已经开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些观念:莫斯卡(Mosca)的“政治程式”(political formula)或“宏大迷信”( great superstitions),洛克的“主权原则”,索雷尔(Sorel)的“统治神话”(ruling myth),杜鲁门·阿诺德(Thruman Arnold)的“民俗”(folklore),韦伯的“合法化”,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马克思的“支配观念”,卢梭的“公意”,拉斯韦尔( Lasswell)的“权威符号”(symbols of authority),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赫伯特·斯宾塞的“公共情感”( public sentiments)。以上种种,诸如此类,都证明主导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占有核心位置。

以下四段话,就是对帕森斯这部著作的转译: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称为“社会系统”的某种东西,个体在其中参照彼此而行事。这些行动往往相当有序,因为系统中的个体共享价值标准,共享有关得体而实用的行事方式的标准。这些标准中有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范,那些遵循规范行事的人在类似的场合下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往往非常持久的“社会规律性”。对于这类持久稳定的规律性,我称之为“结构性的”规律。不妨认为,在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会达成一种蔚为壮观、错综复杂的平衡。这只是个比方,不过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一点,因为我想让你们把我的“社会均衡”(The social equilibrium)概念当成是确凿的实在
要维持社会均衡,主要有两种方式,如果其中一种或两者都失效,就会导致失衡。第一种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生个体塑造成社会人的所有方式这种对于人的社会塑造部分在于让人获得动机,以采取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社会行动。第二种方式是“社会控制”,指的是让人循规蹈矩,以及他们使自己循规蹈矩的各种方式。当然,所谓“规矩”,我指的是社会系统通常期望和赞成的任何行动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乃在于使人们主动想要做他们被要求和期望做的事情。一旦失败,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采取其他方式让他们循规蹈矩。对于这些社会控制,最好的分类和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我没有什么补充。自他以后,像他说得那么好的论家倒也还能数出几位
不过有一点的确让我有些困惑:鉴于这种社会均衡,以及装备它的种种社会化和控制,又怎么会有人不循规蹈矩呢?从我有关社会系统的“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角度,我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还有一点也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楚我该怎么解释社会变迁,或者说解释历史呢?对于这两33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只要遇到相关问题,就去做经验研究吧。

换言之:人们相互配合,针对彼此而展开行事。人人都会考虑他人的期望。当这类相互期望足够确定、足够持久时,我们就称其为标准。每个人也会期望他人将对自己之所为做出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反应为约制。其中有些约制似乎很令人满足,另一些则不是。当人们受着标准和约制的引导,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在一起扮演着角色。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打个比方,事实上,我们所称的制度或许最好被界定为一套相对比较稳定的角色。如果在某个制度里,或者在由这类制度构成的整个社会里,标准和约制都不再能约束人们,我们就可以遵照涂尔干的说法,称之为失范( anomie)。因此,一个极端是所有标准和约制都清晰有序的制度,另个极端则是失范:如叶芝(Yeats)所言,中心再也保不住了。①或者照我的讲法,规范性秩序已经崩溃。(转译完毕)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一句话,它们还没到能让人做出决策的程度,更不用说被明确梳理成社会科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