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有着"日本企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从小学习儒学，在后来的从政、从商生涯中，都秉承着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完此书，心情复杂、感慨良多。

在作者的论述中，"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则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是利的象征。作者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手段有关，以致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后，对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每一个商人都有必要通过《论语》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因此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觉得有违于道德。他写道："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看似风牛不相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都不会富庶。而致富的根源就是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财富方能持续下去。 因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而《论语》正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义"和"利"的和谐关系也决定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和质量。如前所述，片面地强调"义"而排斥"利"，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创造财富的进程，尤其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代表了社会主要阶层的等级。代表"义"的士处于最高地位，而代表"利"的商处于最低地位，这种不协调的社会结构，造成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于"义"和"利"的厚此薄彼，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少流通环节，人们的需求不能得到互补，生产的产品不能得到充分交换，这样就从客观上抑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变得异常缓慢。相反，"见利忘义"的极端趋利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信用体系的混乱，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变得十分脆弱，人们会无限制的选择各种手段获取利益。社会竞争失去约束机制，演变为恶性竞争，最终将没有胜者，社会财富迅速萎缩。此时法律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法律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完善了300多年的西方法律，也有它无法触及的角落。这时"仁义道德"的理念会在道德层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不足，约束人们的行为，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保障社会财富的持续、有序增长。因此，一个合理、和谐的义利关系结构决定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和质量。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民族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在世界史上，"士魂商才"说可以说是价值观建设的成功范例。这也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要求必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找准时代问题的症结，寻求传统价值观与新时代的接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