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能够接触到支持着不合法的“法律”的社会契约。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契约”是不可见的、神圣庄严的抽象物，只存在于洛克、休漠和卢梭之类的空想家的头脑里。但我和同事们已经发现，不合法部门里的社会契约并不只是从社会行为引申出来的、隐晦的社会义务，它们还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的协定。结果是，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接触到这些社会契约，并且还能把它们组合成用于创造所有权和资本的制度。社会本身会承认并执行这一制度，因为这个新的制度将建立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满意的协定的基础上。

布罗代尔没有认识到，把大多数人同资本主义制度隔离开的“钟罩”不是玻璃做的，而是用法律做的。……接受法律上的挑战就是要接触这类非书面形式的社会契约，并将其纳人合法的法律制度。这样就可以打破“钟罩”，建立起惟一的法律原则― 西方国家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开始创造适用于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成法律上的融合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什么法律或者技术上的问题。其原因如下：第一，法律通常关注保护所有权制度― 这当然十分重要。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法律的真正任务并非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使人们得到这种“变形”的权利就要把人们从歧视他们的不当法律中解放出来。不管你如何看待，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第二，以经济上的特权阶层、律师和职业人员为主的这部分人数量很少，但非常有实力。他们的既得利益会阻挠任何变革― 除非先说服他们。这就需要政治家们的出色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