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5-12-08
“下流”的日本
对于近邻日本，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吉田茂怎样引领日本“和平崛起”？田中角荣为何下台？小泉纯一郎跟“下流社会”有何干系？洛克希德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美日安保何去何从？“环保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刘柠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定价：25.00元
- ISBN：97875133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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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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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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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 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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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学界基于某种警慑还保持着相当距离的话，那么，50年代末期以降，由于冷战威胁的加剧，他们则开始逐渐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日美知识界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并且，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尤其是“安保斗争”之后，日本学界迎来了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通过肯定中国的社会革命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清算，学界的主流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中国依然落后的既有的认识论的轨道上。幸或者不幸，6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日益拉大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似乎也在“验证”着这种主流思想的“正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质疑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不信任观点随之抬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对美、日谋求战略接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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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由于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国民普遍陷人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意识之中。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有一种通过对中国研究的解读来表明自己社会变革的理想和方向的倾向……归结起来，战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于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充满了对中国式的社会变革的憧憬。但是，公平地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即使后来没有遭到学术界的清算，但由于其所抱有的“日本为何战败，中国为何胜利”的问题意识过于强烈和功利，更由于冷战初期中日官方、民间的交流之不畅，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很大程度上囿于中共的对'外宣传和对新中国人民昂扬、乐观、向上的“整体印象”，有“见树不见林”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