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于某些知识分子意识不到合法的所有权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文化特质。结果，许多西方人相信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是他们继承下来的工作守则，或者是他们的宗教所创造出的存在主义的痛苦，而完全忽略了全世界的人民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在努力工作、存在优虑和过度劳累的父母并不只是某些国家专有的现象等事实。

一套完善的合法所有权制度是一种媒介，使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建立联系、综合关于资产的认知，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正是我们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得到的要点之一：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局限于只有可怜的五种感觉来体验现实。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到表述现实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超越感觉的局限性。这正是精心设计的所有权表述的目的。所有权表述使我们能够查明资源的经济潜能，增强我们处理这些表述的能力；所有权表述不是“纯粹的书面性东西”，而是一种调节机制，方便我们认识有用的事物，而我们的感觉在乍逢之下却不能清楚地发觉。 所有权揭示隐藏在我们所积累的资产中的资本的能力来源于人类控制环境、取得繁荣的智力传统。几千年来，最聪明的人士一直在告诉我们：生命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性，大多数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只有通过建立表述机制才能掌握。

资本才正是日益提高的生产力的源泉，因此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问题是，目前只有西方国家，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一小部分有钱人能够独占表述资产及其潜力的能力，因此有能力极富成效地创造和使用资本。它们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繁荣起来；隐藏在它们的正规所有权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处理机制为它们的资产创造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实体― 资本，为他们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增添了动力。结果，在西方国家之外，人们带着不断增长的敌意看待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一个他们无法进人的隔离使制度。甚至在某些特权人士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认为如果人们不得不只依赖外来的资本，并且一直依赖下去，那他们就永远无法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游戏中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参加者。

全世界的律师都臭名昭著，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传统程序中哪怕最小的变化。查尔斯-狄更斯写道：“英国法律中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各行其是……做鞋的人不觉得鞋挤脚，觉得鞋挤脚的人不知道鞋是怎么做出来的。”……法律界竭尽全力地反对托伦斯（澳大利亚的所有权记录系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系统，托伦斯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之一），但托伦斯还是战胜了澳大利亚南部律师们的反对意见。但他的成功只是例外情况。解铃还须系铃人，作为一个规律，大多数国家的所有权凭证登记制度都是律师创造出来的，并在其他律师的积极反对下变得漏洞百出。消极的抵制甚至也许比积极的反对更糟，因为积极的反对至少是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而消极的抵制更为阴险，它会使事情毫无进展。不少法案在受到实践者的欢迎之后就已经完全失效；经证明，那些法案只是空谈，或者甚至是“乍看有益，但会导致殷灭的法案”。其他法案建立起的程序非常冗长，几乎使人无法察觉法律的进展。这样的法案当然不会给已确定的惯例带来危害，而且因此往往会被法律界接受，但这些法案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其既定意图；它们只是增加了法律条文的数量，即使算不上失败，至少也是没有成功。

但这些阻碍还不是全部，如果继续生活在“钟罩”之外，穷人们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且也得不到专业化、有组织的法律制度所提供的用于减少风险、积累资本的便利服务。政府要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些情况。人们被告知，因为他们不能以公司形式组织起来，他们将无法分担风险，无法通过发行股票吸引外来投资，也不能享受能限制财务危机的“有限责任”所带来的好处，不能用保险或期货交易来弥补经济风险造成的损失。除非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积累资本和货物的时候不必担心当局会征用或没收他们的货物。政府一旦掌提了从穷人的角度得来的事实和数据，就已经做好了打破“钟罩”的充分准备。改革者现在可以用使穷人能够理解和关心的方式来解释资本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穷人们会热情地支持改革计划。

对穷人开放资本主义并不像开着推土机碾过垃圾堆一样简单，而是更像对庞大的鹰巢里的上千根树枝重新进行整理——但不能惹怒老鹰。尽管同把资本带给穷人的国家利益相比，“重新整理树枝”对极少数人造成的不便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受到影响的极少数人看不到这一点——除非改革是以资料和人力为后盾，在强大的政治自觉性的推动下进行。显然，有经验的政治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当心，不要被老鹰抓伤。他们是惟一能同时为大多数人带来变革又为谨小慎微的少数人带来稳定的人。

一旦政府知道了到哪里去寻找不合法的所有权表述并能接蒯倒这些表述，它们就已经找到了通向非正规社会契约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这是因为，所有权表述是某一组织对谁拥有什么财产、每个财产所有人能对他的财产做些什么等问题已经达成的共识。

不合法社会契约的难点在于，它们对所有权的表述没有充分地形成文字，不能互相交换，不能在其所处的地理范围之外大量投人应用。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讲，不合法的所有权制度非常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它们确实是在较低的系统层次上运转，不具备相应的表述，使其能够方使地互相交流。

“社会契约是成功的法律的基础”这一概念起源于柏拉图，他认为，合法性必定建立在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之上。甚至连伊曼纽尔-康德也在他驳斥洛克的文章中写道，社会契约必须出现于真正的所有权之前。他还认为，所有权来自社会对合法权利要求的承认。权利不一定必须由正规法律决定才能取得合法地位；某一群人强烈地支持某一惯例就足以使这一惯例被提升到相当于正规法律的地位。

所有权制度的核心无疑应该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的社会和经济实践中；这些实践必须根植于法律制度之外的其他事务的发展进程中。这正是霍布斯的老问题：当大多数人遵守法律时，政府就能有效地执行法律，并且相对成本低廉地打击少数破坏法律的个别人；但是，当破坏法律的现象大规模出现时，没有哪个政府当局能够强大到能控制住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执行越来越没有效力，作为个体的人就有动力去追寻他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理睬什么书面上的限制。

人类的本性要求规律性和确定性，这就需要使简单的看法相互协调，因此才可以把这些看法具体化，使之变成肯定性的规则― 变成“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一整套教义或系统化的预测”……公众的实际利益导致人们要周期性地对法律制度进行不断的系统化完善。成文法律是人们摆脱非书面法律或者习惯法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

人们能够接触到支持着不合法的“法律”的社会契约。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契约”是不可见的、神圣庄严的抽象物，只存在于洛克、休漠和卢梭之类的空想家的头脑里。但我和同事们已经发现，不合法部门里的社会契约并不只是从社会行为引申出来的、隐晦的社会义务，它们还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的协定。结果是，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接触到这些社会契约，并且还能把它们组合成用于创造所有权和资本的制度。社会本身会承认并执行这一制度，因为这个新的制度将建立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满意的协定的基础上。

布罗代尔没有认识到，把大多数人同资本主义制度隔离开的“钟罩”不是玻璃做的，而是用法律做的。……接受法律上的挑战就是要接触这类非书面形式的社会契约，并将其纳人合法的法律制度。这样就可以打破“钟罩”，建立起惟一的法律原则― 西方国家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开始创造适用于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成法律上的融合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什么法律或者技术上的问题。其原因如下：第一，法律通常关注保护所有权制度― 这当然十分重要。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法律的真正任务并非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使人们得到这种“变形”的权利就要把人们从歧视他们的不当法律中解放出来。不管你如何看待，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第二，以经济上的特权阶层、律师和职业人员为主的这部分人数量很少，但非常有实力。他们的既得利益会阻挠任何变革― 除非先说服他们。这就需要政治家们的出色技巧。

美国的政治家使美国人的资产可以互换，使拥有资产的人负起责任。其结果是，促进了美国自19 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爆发性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扩大和资本的创立。最后，美国向正规化法律制度转变的经验教训也许并不详尽，而只是我们能分辨出来的一股法律潮流和政治态度。美国政治家在通过法律容纳不合法的人口时，表达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社会需要是赋予所有法律制度活力的本质内容。”他们然后以多种方式，以社会底层的美国人的经验和他们所创造的不合法协定为基础，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注人了生命，同时抵制了那些不适应美国特色的英国习惯法原则。在融会不合法财产所有权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美国的立法者和法学家创造出了一个更加符合有创造力的、动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法律制度。所有这些过程从本质上构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于人民大众要把政府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专业化的正规结构的普遍期望。

随着不合法居民的发展，他们从他们的代言人那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慢慢地，政治家们，“特别是来自西部的政治家和大多数民主党人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合法居民。对他们而言，不合法居民不是什么罪犯或者野蛮人；他们是高尚的先锋，他们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如果他们违反了法律的书面文字，那他们也只是在完善法律的最终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