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看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题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

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

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其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

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

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独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
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
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

在公共事务方面教父们表现出高度一致,他们]都是亲政府派。所有地方的商人都很保守,但大亨们五花八门的生意使东南亚的商人更加保守,因为教父的生意更多的是依赖政府的特别人情,而不太依赖有竞争力的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