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安，彭定康任总督时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金融危机后,严厉责骂李嘉诚在资本市场的古怪行为以及其他事情。

她说,很多次他在政府官员面前和公共场合威胁说,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我对大部分香港商界(重要)人士已经没有多少尊重了。”她愤怒地说。但是李嘉诚的威胁只是老套路。

1990年当他控制的星空卫视需要特别的监管豁免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此外,李嘉诚几乎不可能离开他在房地产、电力、零售以及港口卡特尔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

1999年,和记出售了其旗下的欧洲橙子电信公司移动通信分公司,获利150亿美元,并立即孤注掷地把资金投到了世界各地的3G业务上,李嘉诚再次需要他的香港现金流去弥补资本密集型的亏损企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收益,李嘉减很可能早就注销的“3G”业务了。

相反,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毫发未损地进入了2007年,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名字排在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榜的首位。在2006年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中,他名列第10。

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时常宣称自己是马来土著人和印尼土著人的华裔教父或混血公民的教父，由于文化甚至种族的原因难以适应当地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败了。事实上，正在被谈论的这些教父根本就没有像其他国家的教父那样经历过社会的“过滤”；他们的家族从来不需要通过自己赚取第一个10亿来使自己进人教父们的游戏。在马来西亚，他们实际上是从大街上被“挑选”出来的（并不是工薪阶层的街道）；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最明显的是苏哈托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此外，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教父。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扮演着政治财富储藏所的角色一储藏与马来西亚的巫统和印度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以及从业集团党相关联的资产和资金。在马来西亚,最上层的本土教父与垄断软商品行业和博彩行业的教父一样,也缺乏以备不时之需的核心现金流。伊斯兰教徒不能公开经营管理博彩业，等到本土人员投身商业时,很多暴利的垄断行业早已被瓜分完毕。总之，本土的海报人物受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但并不是由于遗传的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大型企业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剔除或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极端缺乏竞争力、破坏市场价值的教父。其次，它带来了规章的重大变化，尽管有些变化只是表面上的。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原先对外来投资封闭的“敏感”行业——如金融行业——增加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接纳，竞争压力也因此增加，从而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危机并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当地经济仍然是教父经济，那些最精明、最狡猾的教父的经济实力实际上通过危机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大部分教父将依然无法撼动，除非改革创造教父的体制——就像20世纪初他们的美国同人一样。此外，我们应当看到，新的教父将被不断创造出来。在最脆弱的教父中，有部分是出于所谓的社会学目的而被提升的。这些人都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当地典型的大亨——马来土著人和印尼土著人。在菲律宾，有一群教父因为他们与总统是校友或与总统夫人是亲密好友的关系，以老百姓的身份受到了马科斯的特別照顾，得到了商业王国；这批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菲律宾危机中被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