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无疑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具有“卡理斯玛”(Charismatic)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一头狮发、不苟言笑，给人以酷感的做派，更与其身上一些迥异于传统日本政客的个人品质有关。譬如，说话干脆利落，绝少闪烁其词，拖泥带水；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思想开放，大胆任用女性官员；趣味脱俗，喜爱艺术，等等。假如在欧美社会，这些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封闭、保守、有诸多长老社会遗留的日本政坛，说风格清新，实不为过。尽管作为政治家，小泉的所作所为确有作秀的嫌疑和成分，但这种“秀”，却不是一般政客能做得出来的，其背后也多少透出某种性情、胆识：如乘海上自卫队军舰视察北方四岛，雾霭茫茫的海上，一个手持望远镜的身影定格在周刊的封面;面对带伤参赛，终于胜出的大相扑名选手贵乃花的夺冠，即席发表"战胜伤痛，努力拼搏，令人感动"的动情而简短的发言;2002年对平壤的闪电访问，听到朝方承认绑架日人事实的瞬间那僵硬的表情······历代首相中，少有如此与国民分享喜怒哀乐、“休戚与共”的政治人物，极大地缩小了政坛与市民社会的距离。

出于如此的战略和内心需要，小泉倾国力推进日美关系——有时甚至不惜借个人感情来促成、维系两国关系的“蜜月”——终于在谢幕前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所谓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则在这棵大树的荫护下，不仅把陆海空自卫队派到了海外的沙场，进而还将从法律上彻底摆脱战后的桎梏，成为可以坦然独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普通国家”。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被美国强加的宪法，要动也绕不开与华盛顿的沟通、“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同盟的强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传统日本政治运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大政治决策往往由强大的官僚层主导，政治家，乃至首相甚至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所谓“官僚支配”。作为日本社会心照不宣的传统，这种官僚主导型政治在“失落的十年”达到了极致：在内阁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些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委）的日常工作和决策完全掌握在政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长）的手中。这种首相、内阁“缺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长期持续，一方面说明日本官僚系统的成熟、高效和“无害化”（实际上是“去政治化”），但同时却导致了内阁权限的瓶颈化和国民对政府权威的饥渴状况。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日本在21世纪向“普通国家”的“转型”。事实上，日本许多政治家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力求突破现状。中曾根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改革首相产生制度，向美国式“总统型”首相过渡。其根本用意，说穿了，就在扩大首相的权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泉是战后日本第一位“总统型”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