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无疑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具有“卡理斯玛”(Charismatic)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一头狮发、不苟言笑，给人以酷感的做派，更与其身上一些迥异于传统日本政客的个人品质有关。譬如，说话干脆利落，绝少闪烁其词，拖泥带水；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思想开放，大胆任用女性官员；趣味脱俗，喜爱艺术，等等。假如在欧美社会，这些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封闭、保守、有诸多长老社会遗留的日本政坛，说风格清新，实不为过。尽管作为政治家，小泉的所作所为确有作秀的嫌疑和成分，但这种“秀”，却不是一般政客能做得出来的，其背后也多少透出某种性情、胆识：如乘海上自卫队军舰视察北方四岛，雾霭茫茫的海上，一个手持望远镜的身影定格在周刊的封面;面对带伤参赛，终于胜出的大相扑名选手贵乃花的夺冠，即席发表"战胜伤痛，努力拼搏，令人感动"的动情而简短的发言;2002年对平壤的闪电访问，听到朝方承认绑架日人事实的瞬间那僵硬的表情······历代首相中，少有如此与国民分享喜怒哀乐、“休戚与共”的政治人物，极大地缩小了政坛与市民社会的距离。

原来这家公司自创立之日起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每一个死于历次自然灾害、工伤事故中的雇员均立一块石碑，并栽一棵树以志纪念，包括战时在美军地毯式空袭下丧生的工人，包括三名在1978年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工程师(彼时日元贷款陡河发电厂项目机组安装技术指导人员)。“公园”有专人定期维护，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整饬有形，一丝不乱。
代表团参观时，绝大多数成员感慨系之，欷歔不已。但其中一名最年长、职位最高的官员也不知内心是怎么想的，小声对我嘀咕道：“你看，这些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人倒是做得如此用心······”看老人家一把年纪，我大体琢磨出其言外之意——“对我国人民，便如何如何”。我简直惊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人家尊重、敬畏自己国民的生命，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我们对待自己国民生命尊严的态度呢?

在一个绅士淑女的社会，文明既是一种现实的文化享受，也意味着某种“温柔的压力”。

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譬如，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 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学界基于某种警慑还保持着相当距离的话，那么，50年代末期以降，由于冷战威胁的加剧，他们则开始逐渐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日美知识界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并且，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尤其是“安保斗争”之后，日本学界迎来了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通过肯定中国的社会革命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清算，学界的主流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中国依然落后的既有的认识论的轨道上。幸或者不幸，6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日益拉大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似乎也在“验证”着这种主流思想的“正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质疑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不信任观点随之抬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对美、日谋求战略接近之前。

战后初期，由于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国民普遍陷人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意识之中。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有一种通过对中国研究的解读来表明自己社会变革的理想和方向的倾向……归结起来，战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于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充满了对中国式的社会变革的憧憬。但是，公平地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即使后来没有遭到学术界的清算，但由于其所抱有的“日本为何战败，中国为何胜利”的问题意识过于强烈和功利，更由于冷战初期中日官方、民间的交流之不畅，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很大程度上囿于中共的对'外宣传和对新中国人民昂扬、乐观、向上的“整体印象”，有“见树不见林”之虞。

。中国旧书业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周作人的文章有这方面描述。旧书店的伙计骑着板车给北大清华的教授送书，教授淘汰的书，一个电话，伙计便上门去取。这个时期旧书的受众不大，但流通效率很髙，处于一个买家与卖家交易非常温馨的时代。我每次去北京的潘家园，书摊在地上，被认为价值不菲的书上全是霉菌。而在日本旧书店里淘到的旧书，品质非常好。带图片的书有很多品相非常好，至少是卫生的。

主流出版物分为三种开本：单行本、“新书”本和文库本。这些版本除了尺寸上的区别还有功能上的分工。单行本基本相当于我国大三十二开，单行本出版三年后会出文库版。但是这个规则在近期也有所改变，因为读者越来越追求实用廉价，所以文库本会提早出版。“新书”版不是说内容上的“新”，它是大小介乎于三十二开本与文库本之间的尺寸，内容反映学术前沿信息，关注当下时事，多由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执笔。新书本尽量用大众传媒式的表达去专业化，旨在引起大众读者的关注，而且其价格非常便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日本最大的学术书店岩波书店旗下的经典文库本学术文丛，它非常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但是范围比后者还要广泛，可以说是古今“和”外，一网打尽。文库本精致小巧，易于携带，几乎可以看做是“口袋版”，我曾经在东京的电车上看见大学生口袋里装着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这种出版的“东洋标准”对学术普及繁荣真是功莫大焉。对这点，出版界的专业人士理应有所认识与借鉴。

日本朝日电视台有一台叫做“辩论到天亮”的深度辩论节目（曾做过关于中日关系的辩论），现场直播，由朝日签约金牌主持人、早大毕业的政论家田原总一朗主持。这个辩论节目让观众非常亢奋，经常邀请主流学者、现任内阁阁僚，甚至退职前任首相等做嘉宾，话题广泛深入。节目播出后单行本马上问世，很多都是畅销书。传媒与出版互动过程非常短，热播效应还没有消失，书就出来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传媒一出版互动机制，非常耐人寻昧，似乎也预示了中国未来大出版的趋势与方向。

报最严肃，周刊最娱乐，综合性刊物最学术。比如《东洋经济》，在地位上仅次于英国的《经济学家》。而综合性杂志又称“论坛志”（Opinion杂志），内容上是杂烩，从时评到著名专栏作家的虚构与非虚构连载并存。岩波书店的《世界》是纯粹的左翼刊物，而《中央公论》则相对保守；《文艺春秋》及产经新闻系的《正论》等属于右翼杂志。综合杂志格调相对学术化，有些像中国的学刊。日本主流社会的社会思潮与思想动向离不开这些刊物的舆论引导。这些杂志封面报道都是主打文章。比如平成皇室这个话题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关注，出版社会马上跟进寻找写手、知名作家和名记来操作。凭借传媒庞大的发行量，广告效应明摆着，所操作的选题确保形成眼球效应。在这种媒体一出版互动机制下操作的书，往往会比较容易畅销。

可以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媒大国。日本的报纸大量刊载书刊广告，最昂贵的头版大多都是书籍广告，我这里有一些实物给大家展示。这有东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姜尚中教授发行六十余万册的销量新书《烦恼力》的广告；这是手机小说的广告；这里是一整版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广告；这里是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的广告，等等。这些发行量动辄上千万的主流报纸，以第一版乃至整版来做书刊广告在中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传媒出版不仅仅体现在广告上，还有内容选题的互动上。

因文化原因，日本人对性的态度历来比较宽容，城市生活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性的信息和暗示。忘了哪位西方文化学者说过，日本是一个“潮湿的、非罪的、性的天堂”。如果说在文学作品中，碍于法律规制，X才性描写还需要做某种技术处理的话，那么漫画和动漫中的性，几乎是不加节制的、“赤裸裸”的、直截了当的。童颜巨乳的东洋少女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已然成了举世公认的日本独特的文化标签。“卡哇伊”、“萝莉控”及各种被虚拟化了的所谓“非实在青少年”，不仅是源自东京秋叶原的COSPLAY的青春偶像，而且已成了发达富裕社会年轻人皮肤感觉的一部分，更是日本以“次文化”的形式向世界输出的“东洋价值观”，事实上是不可忽视的国家软实力。应诙说，其背后既有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的支撑，也代表了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无言却有力地向国际社会传递着某种信号，不间断地诠释、强调着战后曰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