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学界基于某种警慑还保持着相当距离的话，那么，50年代末期以降，由于冷战威胁的加剧，他们则开始逐渐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日美知识界从观念上日益接近。并且，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尤其是“安保斗争”之后，日本学界迎来了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通过肯定中国的社会革命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清算，学界的主流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中国依然落后的既有的认识论的轨道上。幸或者不幸，6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日益拉大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似乎也在“验证”着这种主流思想的“正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质疑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不信任观点随之抬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对美、日谋求战略接近之前。

战后初期，由于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日本国民普遍陷人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意识之中。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有一种通过对中国研究的解读来表明自己社会变革的理想和方向的倾向……归结起来，战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于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充满了对中国式的社会变革的憧憬。但是，公平地看，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即使后来没有遭到学术界的清算，但由于其所抱有的“日本为何战败，中国为何胜利”的问题意识过于强烈和功利，更由于冷战初期中日官方、民间的交流之不畅，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很大程度上囿于中共的对'外宣传和对新中国人民昂扬、乐观、向上的“整体印象”，有“见树不见林”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