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 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