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