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要求文人们将他们自以为颇具原则性的对于务实政府的厌恶态度放到一边去。

政治参与的拓展原来可以并应当同国家权力的加强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向我们提示了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性和本土性。国家的富强,文人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和参与,这两者(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本来便已经是中国帝制晚期根本性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说,两者都并非来自西方的鼓动,但中国人很快便会通过取法西方(以及日本)促成它们的实现。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魏源认为,开明的城里人和循规蹈矩的乡下人是不一样的,而这其实是一种极为平常的看法。(在本书第三章还要论及,直到今天,这种看法仍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魏源固然主张城里的文人中流们应当被更为广泛地吸纳到政治精英层中来,但他却没有同时提出关于政治包容性的更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魏源的看法远远谈不上是以人们的天赋权力为基础的某种一般性理论。事实上,魏源之所以主张广泛性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正义,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政府的有效性。

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要求文人将他们自以为颇具原则性的对于务实政府的厌恶态度放到一边去。

在清征服者的统治下,经过两个世纪之久的国家建设,中央集权的王朝机制的精致化已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从魏源的角度来看,清王朝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极少数人来治理的,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极少数人;各种狭隘的权力圈子对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忽视;朝廷对于派系争斗的敌意将精英阶层的风骨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使得一个派系(和珅的派系)能够在实际上把持了朝政。

在这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人们见证了使得中央集权国家对他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化。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非建立在身份世袭的制度之上,归根结蒂,他们的精英身份和在地方上的利益,除了国家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予以保护的了。他们家庭的经济前景依赖于他们能否获得功名和官职,而这只有国家才能给予他们。在清统治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三倍,由此而造成的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使得精英阶层的地位变得尤为软弱。在这个当口,威权统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十年间,这一点随着西方侵略使得民族主义成为精英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断地表现出来。

对魏源来说,毫无疑问,所谓文人或“士”指的就是像他自己这一类的人:以他自己为参照,他们是已经获得了为官资格的城里人,但又不居官位(魏源曾谦虚地使用“下士”一词来指自己。当时,他三十二岁,已获得举人身份并已担任过高官们的幕友)。魏源关于政治生活的适当规模的看法,看来是同这样一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容量远远及不上有着很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数量,无法吸收他们的才干和想法。让我们把受到魏源大力推动去参与政治的这一批人,称之为“文人中流”,以便把他们同人数要多得多、地位则要低得多、也为魏源所不相信的广大“生员”阶层区分开来。在魏源的心目中,“文人中流”大概就是像他这样的举人一类的人一虽然身处官场之外,但他们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阶层。

如果掌权者真的应该广泛寻求不同意见的话,那么,他们又应当从何人那里寻求意见呢?魏源对此已有定见:平民百姓除了成为统治的对象,并没有其他适当的政治作用可起,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然而,士—亦即处于官场之外的文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那么,究竟何人才能被包括进“士”这一类别呢?魏源肯定不会将那些只是生员的下层精英包括进来。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乡村或是小城镇的居民,并且也没有获得为官的资格。魏源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乡村并不是文人学士的天然居所。“圣王求士与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在城里,“人萃则气萃,气萃斯材薮焉”。相形之下,乡野环境也许是极不利于学问之道的。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魏源的眼里,《诗经》远不止于是一件精巧的文化样板。在一个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使得文人学士得以摆脱无动于衷而做出投入公共生活的决定,从而促使社会从四分五裂走向对于身份和利益共同性的更大觉悟,也促使谨小慎微的沉默为直截了当的意见表述所取代。

魏源为自己研究《诗经》的力作《诗古微》所写的序言中,阐明了他何以相信《诗经》的内容同他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有关联的。他认为,关于《诗经》的理解,不应当根据处于主导地位的“毛诗”的路数,遵循传统的“美”“刺”之辩的阐释方法而将之视为对于古代某一人物或事件的特指。与此不同,魏源赋予了《诗经》以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用我们的话说,即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在《诗经》的字里行间可以找到当代政治生活的指南,并通过古代人物—包括诗的佚名作者们以及据信对《诗经》作了编删的孔子本人—的道德和政治卓见而体现出来。魏源在这里所依据的,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今文”学派,后世沦入非主流地位。简而言之,这一关于典籍文本解释的学派认为,通过“微言大义”式的隐喻表达,孔子学说中包含着试图影响后人的一种先知意向。魏源认为,通过“今文”学派的路数来理解《诗经》,便能够做到“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如果这样的话,则对于统治者和整个社会来说,《诗经》便将重新获得其作为正统“谏书”而应当起到的作用。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魏源各种有着巨大权势和影响的圈子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但他人却从来没有获得过权势,这种带有模糊性的地位,也是魏所处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魏源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从样的背景里提炼出一般性意义,并用普世性的语言将这种意表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关于根本性问题的论著缺乏和于政治变化具体计划的关注。对于一位因涉及到了盐政和漕等具体问题而声名卓著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一点似乎是奇怪的。然而,对于魏源来说,在更为深入的根本性层面,变化具体机制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从魏源对于法可以影响人们行为所持的怀疑态度来看,他的论著应当更能为伯克所认可,而不是为孔多塞*所赞同。改变建制秩序( constitutional order)的种种计划,还必须等到魏源的后继者提出。但是,魏源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魏源却并不如此认为。

那么,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是否会对国家的各种权力产生影响?具有自由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认为,政治参与的拓展意味着中央权力控制者(包括君主本人)将受到种种制约。确实,在魏源所处时代的帝国制度中,在专制权力和官僚机制的常规运作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关系,是使得官员们的仕途四平八稳的一种基本保证。更何况,在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实施中,国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和冷酷无情到使得文人们赖以为生的社会制度受到损害的地步。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然而,在魏源所处的时代,那种温良恭俭让和见风使舵的文人风格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应当对于外敌更为好斗,对于内患更为残忍。那么,魏源和他的同代人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化和政治体制的拓展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的?正如魏源的政论所揭示的,这种关系的特质表明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如何同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问题连接在一起的。

在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 national polity)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地方社区中适合于参与全国性政治的那一部分作出界定的问题。在中国,要划定这一边界从来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帝制时代,同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较,受教育者的分布—或更准确地说,文人身份的分布—要广泛得多。这当然不是一种仅仅在中国才存在的现象。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