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的一个不容怀疑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减少疼痛(催眠性痛觉缺失)。预期和害怕会使疼痛刺激增强;你可以通过催眠减轻这种心理上的效果( Chaves,1999)。通过各种催眠暗示完成疼痛控制:将身体疼的那部分想像为非器官的(是由木头和塑料制成的)或是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将一个人的心理离开身体,以各种方式歪曲时间。人们甚至在他们把所有思维和想像逐出意识时,还可以通过催眠控制疼痛( Hargadon et al.,1995)。已经证明催眠对不能麻醉但需要手术的病人,对自然生产的母亲和要学会忍受疼痛的癌症病人(这种疼痛是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相联系的)特别有价值。自我催眠(自动催眠au-to- hypnosis)是控制疼痛的最好途径,因为无论疼痛什么时候出现,你就什么时候进行催眠。在一个对86名身患癌症妇女的研究中,那些使用自我催眠进行疼痛控制的个体所体验的疼痛只有其他个体的一半( Spiegel et al.,
1989)
共识效度的功能:让德国居民在殡仪馆门前或离殡仪馆大约100米的街道上停下来回答问题。研究者相信活生生的殡仪馆会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死亡,结果,会使他们更可能在共识效度中寻求安慰。当人们处在研究者特化为“存在的恐怖”状态中的时候,理论上认为他们是由分享的文化信念和态度所控制的。在这种主张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期,殡仪馆活生生呈现在眼前应该促使个体相信他们的态度是与文化规范更一致。在这个研究中,要求被试估计其他德国人与他们在改变移民政策看法上的一致性程度。与离殡仪馆100米远时相比,那些认为很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一致的被试的估计值比直接站在殡仪馆门前时的估计值增加了10个百分点( Pyszczynski et al,
1996)
1989)
像每一个早晨一样,[村里的]男人们围坐成一个小圈……他们一起分享前一晚的梦。这种对梦进行分享的日常仪式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信念是,每个个体的梦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整个团体的。个体经验服务于集体的行动。
在这些早晨的聚会中,每个做梦者讲出他的梦而其他人提供解释,希望达到某种对梦的意义的共识。对比一下个体的梦“属于团体”的信念与弗洛伊德表达的观点(即梦是通向个体无意识“最好的道路”)。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