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三级预防体现了心理健康领域关注的焦点和基本范式的转换。这些范式转换中最重要的是:(1)把预防作为治疗的补充;(2)超越医学的疾病模型而向公众健康模型转变;(3)关注使人们处于患病危险的情境和生态环境以及“高危人群(4)寻找生活中积淀的相关因素,而不是寻找那些易感因素( Ammerman& Hersen, 1 9 9 7 : kendrick et al . , 1 9 9 6 )

在维护健康组织( HMOS)的指导下,对精神健康的保健有所增加,而为了减少成本,限制心理治疗的人数,代之以较为廉价的药物治疗。最近关于精神药物取向的研究表明,在1985年到1994年十年内,美国精神科、基础生理保健以及其他科的就诊人数中,药物使用率上升了20个百分点,人次从3270万上升至4560万( Pincus et al.,1998)。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群体接受药物治疗人数的比率还是高于其他群体。在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了加利福尼亚州四个市区综合医院中白人医生在急诊中的处方。这些医生给非裔美国藉的病人开抗精神病药物的可能性比其他病人更大,剂量也更高。即使在非裔病人并不比其他病人病情更危险或更严重的时候也是如此( Segal et al.,1996)。这些发现形象地说明了药物治疗并不总是用于纯粹的医疗目的。

切断术的最初候选病人来自于精神分裂症以及强迫并且极度焦虑的患者。精神外科手术的效果是极富戏剧性的,手术的结果导致个体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人格,变得不再有强烈的情绪唤起,所以也就不会有很强烈的焦虑、内疚或者愤怒了。然而,手术永久性地破坏了人类天性中一些基本方面,使接受切断术治疗的病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特性。切断术使人失去了预先作出计划的能力,使人对他人的见解无法提出异议,使人的行为变得像孩童一样,而且因为对自我缺乏一致感而导致智力和情绪的平庸。(莫尼兹的一个女病人受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所折磨,以至于最终竞开枪袭击了莫尼兹,致使莫尼兹的身体部分瘫痪。)由于这些精神外科手术的结果是永久性的,它的副作用严重而普遍存在,而它的正性疗效却并不一定出现,所以现在人们很少再用这种方法了。

小组治疗蓬勃发展,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比个体治疗更为有效,已经有人对其原因进行了归纳( Fuhrman& Burlingame,1994),其优势主要来自实践。小组治疗对于参与者来说更为廉价,而且可以由少数心理健康从业人员去帮助更多的来访者。其他的优势则与小组本身的力量有关:(1)对于害怕与权威一起共同解决自身问题的人来说,小组治疗是对其威胁性相对较小的环境;(2)在这种治疗中,能够运用小组的成长过程来影响个体的适应不良行为;(3)小组治疗的过程中为参与者提供了观察和实践人际技巧的机会;(4)小组治疗为参与者提供了类似家庭成员的集体,这可以使个体的情绪体验有机会得到矫正。

小组治疗的基本前提中有一些与个体治疗不同。小组治疗所提供的社会性情境为参与者提供了学习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的机会,并且使其有机会了解到自我意象为什么会与个人的意图或经验有所不同。另外,小组能够证实个体的症状、问题以及“离经叛道”的行为并非是某个人所独有的,它们通常也非常普遍地出现在别人身上。因为人们在他人面前往往倾向于于掩饰自己身上的负面信息,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认为“只有我才是这样的”。小组经验的相互分享可以打破个体对这种多元性的无知状态,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说出他们所具有的相似的体验。此外,同伴小组还可以在治疗以外彼此提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

当人们有可能采用其他方式时,为什么却仍坚持做给他们带来痛苦和苦恼的事情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许多行为会带来多种不同的结果,其中有些是消极的,有些却是积极的。有时,难以捉摸的正性强化会使得人保持某种行为,尽管这一行为会带来明显的负性结果。例如,当儿童因为其不恰当的行为受到惩罚时,如果他把这一不良行为看做是惟一可以得到成人关注的行为的话,他就有可能继续这一行为。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保留了许多他的基本观点,但修正了某些治疗的原理和实践内容。概括而言,新弗洛伊德学派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面是:(1)更强调病人现在的社会环境(较少关注过去的情况);(2)更强调对个体生活经历具有持续影响的方面(而不是儿童期的冲突)(3)更强调社会动机和人际关系的角色(而不是生物本能和对自我的关注);(4)更强调自我的功能和自我概念的重要性(较少强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