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与政府力量的结合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米格拉姆对服从行为研究的灵感,他的研究表明,社会力量比行政指令更能使人们服从于政府的权威。尽管参加米格拉姆研究的不少人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在行动上,大多数人还是服从的。在经济窘困时期,作为替罪羊的团体就会适时出现,充当最后被屠杀的对象。领导者们总是在试图抹去敌人的人性。而处于战争中的人们由于现实或者不现实地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因而走入了战争。和平心理学家对能够引发战争、促进和平的个体及文化力量颇感兴趣。对各种政府及领导形式的研究表明,民主力量的扩大有利于整个世界。那些旨在促进宿敌间的交流、解决矛盾的科学项目正在引导人们迈向和平。

当统治阶级找到了所谓的敌人时,他们通常试图告诉人们,十恶不赦的敌人是毫无人性的机器,理应去憎恨和消灭。这一做法客观上又成了挑起战争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个体的攻击行为被视为犯罪,而同时国家政权又在训练着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作为他们的杀人机器。如何把违法的谋杀行为说成爱国主义的表现,是摆在领导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Harle2000;Keen1986),这其中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对方阵营里的士兵们丑化成为十恶不赦的“敌人”。这个时候,政客和媒体往往
通过生动逼真的描述和花言巧语来达到丑化敌人的目的老兵们说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最重要的武器不是他手中的枪,而是他内心对敌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憎恨(见图18.6)。因此,当政府想要在谁的头上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就向年轻的士兵们灌输被歪曲了的理念,从而把他们转化成为沙场上的杀人机器。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加入这些教派呢?首先,这些人中没有人曾经加入过宗教组织。人们加入自己感兴趣的组织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需求,即使以后当他们感到该教派是骗人、有缺陷、危险或者是反社会基本价值观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崇拜者。当教派许诺能实现每个人的个人需要,而不管这种需要是一种对即时友谊、认同感的需要,还是对有组织的日常议程的需要时,教派就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其次,教派也许诺能够补偿一连串的社会失败: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和疏远感,使得信徒的小世界变得安全健康、人道、可预测和可控制。教派的领袖通过建立一条通向幸福、成功和拯救的道路来为这个日渐复杂的世界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法。

真实世界中的服从
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下述的专门研究,旨在检验医院情境下服从的情况。一名护士(被试)接到一位不相识的医生打来的电话,医生指示她指导病人服药,以便在他到来之前能够见效。他随后会去病房签药方。医生开出一剂叫做阿斯土汀的药20毫克,阿斯土汀药瓶上的标签却标明常规量为5毫克,并警告说最大剂量不得超过10毫克。当医生的做法不合乎医护实践的规范时,护士会根据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让病人服用超额剂量的药物吗?当12位护士面对这个难题时,10个人说:她们不会服从。然而,护士们做的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先前那个我们熟知的故事。当身临其境时,几乎所有护士都服从了。22人中有21人让病人服了药(实际上是一种无害物质),直到一名参与研究的药剂师阻止她们。

研究偏见得到的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即使是小小的线索,也足够形成偏见了。研究表明,社会分类将陌生人变成了一个有着内聚力的小组,使得人们对自己组内成员比对组外成员有更积极的态度。刻板印象制约着人们的“现实”经验。谢利夫的罗伯斯洞穴实验表明,偏见能通过追求共同目标来减少。“拼凑技巧”将这种认识在课堂上变成了现实。研究得出了一个很乐观的结论:当不同组的成
员之间产生了友谊时,偏见就会减少。

相互依赖的重要性
研究者们尝试了一种宣传方法就是互相称赞,结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研究者们试图在非竞争的条件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也没有起作用。当这些男孩们在一起看电影时,他们之间的敌意依然在沸腾。最后研究者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些分享共同目标的合作性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实验者们故意使得野营的卡车出故障,两组中的男孩不得不共同把车推上那座陡峭的山坡。在面对相互依赖时,敌意消失了。事实上孩子们通过团体合作开始成为了好朋友。

北方人和南方人对侮辱的反应
研究者安排男性大学生—包括北方人和南方人,忍受一点轻微的侮辱:当被试经过走廊的时候,一位实验者的同谋用肩膀撞每一个被试一下并骂道:“去你妈的!”(控制组中的学生没有经历这样的事件)。研究者们预测南方人将比北方人对撞击和侮辱表现得更戏剧化。研究者用来测量学生们反应的方法源于一种叫“小鸡”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两个人相对驾驶直到其中一人转移方向、让出道路为止。在这个实验中,主试的第个同谋会径直走向每一个迎面走来的被试,研究者所要测量的是,在被试让出道路之前他离那个同谋有多远。你可以从图18.4中看到,轻微的侮辱对南方学生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侮辱事件发生,他们将比北方学生表现得更有礼貌,会很快让道;然而当被撞以后,他们很晚才会让路( Cohen et al.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