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需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间”,批发商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数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1619年的辽东战役》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