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队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十九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上,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既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 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 (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二十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 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 ( 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史密斯( 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十八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

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翘楚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十三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都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
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也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广为抄传,信上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在这一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贽的种种古怪行动,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也是李贽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人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一个事例。李贽与耿定向的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经超出了个性的冲突。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一百余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一百余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三千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一万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揆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致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56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惟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⑧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
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②,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地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窳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人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十二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座,前者为村中耆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扬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乡绅等社会精英,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七百亩以上的地主计有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治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四十余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害。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谀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十一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