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六百人,而鞑靼却仅仅有十六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勅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
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勅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鹌鹑、獬等标志和无数的礼仪磕头以及“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十五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皇帝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
的御批。

财政上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

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釆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换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