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原始清教徒主义的农业国家已经立国二百多年,公开宣称的道德论调已经落到低谷,亚当·斯密简单朴素的利己主义原则时时召唤着我们。

国家实际上不同于个人,因为它在演进中会对正形成的环境中的特定因素产生反应,然后它本身也变成一种环境,从而阻碍更进一步的适应性调整。

『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样,“仁”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伴随着对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的热衷,这一学说日渐成为中国社会过重的负担。几乎紧随着青铜时代而来的是早期帝国的大一统,正由于此,地方习俗和传统实践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为成熟的民法。“仁”的学说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必须按照这一事实来加以观察。』

简而言之,成功损害了中国;“一个高度程式化的社会”过快定型,“个人角色被彻底束缚住了”。

在这个王朝的几个世纪里,“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作为吸引天命的幌子,关键是最高统治者保持静默的威严。在日出后就立即举行的经筵上,时间一久,如果皇帝漫不经心地翘起了二郎腿,讲官就不得不停下来问他:“君主自己难道可以忽视礼仪吗?”除非天子放下二郎腿,端坐如仪,否则讲官就会一直这样问下去。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皇帝们会以纵情声色和冷漠无情来反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在其皇帝角色里表现活力的所有尝试遭到普遍反对后,万历走上了罢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郑贵妃——还有传闻说他躲在宫里抽大烟。

到十六世纪晚期,帝国人口急剧增加,革新契机已然失去。这两项冷酷的因素使得开国时期的理想黯然失色,正如黄仁宇先生的总结:统治者是尽职尽责,还是嬉戏怠政,官官僚们是诚实清廉还是贪污腐败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