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钱。

是啊,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旱已经烧成糊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哪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惯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的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

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股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的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千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个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
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

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

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

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至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啊，我们是被糟蹋了。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钱。是啊，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

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我写过一首诗，原稿早没了，但我记着这两句，大概是：它应当枝叶繁茂的时候却过早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却支撑着坍塌的天空的一角。我知道这诗幼稚。可它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并没虚度年华。我们不会忘掉北大荒。我们把那么多东西留在了那里，又把那么多东西从那里带回来了。不是吗?
***拯救灾难的，不是圣贤，永远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