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来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来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人民与之同步。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的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儿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儿,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儿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人垫背。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人,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像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第三次我到他那去,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说:“我已经第三次到您这儿来啦,我就想问您句……”他马上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我不想听您这个,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不犯错误?”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他说:“你不是爱看书吗?你记着啊,今后要想不犯错误,凡是你特别爱看的那本书,那本书准有问题。”我听这句话像禅语似的,根本就不明白呀。他说:“咱们脑子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只要是你爱看的那本书,只要是你特别欣赏的那些地方,你批判准没错。”到后来我一直拿这话来衡量,特别是写批判稿子,一写准成功。

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干一番的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已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晴睛一下子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一种忧虑的、愁慘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绝不是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

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

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一九六七年底,我在外边跑了一年多,跑遍全国。东北到达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乌鲁木齐,南边到厦门、广州、桂林、南宁。这一跑,真开了眼,长了见识。开始时,我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
一是因为我是从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红卫兵;二是参加过“八一八”毛主席接见,很有点“中央特派员”的味道。我第一次到乌鲁木齐时,那里还是一潭死水,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当地军队接到市委招待所住下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到处乱窜,像软禁。那里的领导很怕学生闹起来。我们呢,就是要把那里的“火”点起来,可是不久,“文革”的狂潮漫及全国,等到各地闹开了锅,又砸又抄又打,我心里那块阴影又发作了。

特别是一次在保定,深夜时赶上了武斗。我所住的小旅店房间里的枪弹乱飞,玻璃被打得粉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钻到床底下去了。第二天,外边一片死静,趴窗户向外一看,满街狼藉,汽车轮胎全被扎破,撒了气,趴在地上,许多死尸倒挂在树上,这在古代叫“暴尸”吧?

“文革”的形象不再光辉夺目,它在我心里变得模糊不清了。在陕西,为了表示对革命圣地的崇仰,我步行从西安走到延安。但到了延安与老百姓一聊,老百姓对延安反不如我知道得多。这一来,对于革命那种神圣感也变得空洞和茫然了。虽然我还没有能力进一步思考,但脑袋已经无数次直觉地浮出问号来…心里的问号是事情改变的根本。

这家一男一女,老两口儿,没有孩子。我只知道男的过去曾在外国留学,开过水泥厂,有股份,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他家住一栋两层小楼,屋里又讲究又漂亮,这就愈发引得我们冒火。按照我们当时的思想逻辑,资本家家里愈讲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愈多就愈反动。

我们在抄他家二楼时,弄出两箱子西洋玻璃器皿,开箱刚要砸,那男的忽然大叫:“这是我当初从法国用巨资买回来,是法国皇宫里的摆设,是宝贝,你们不能砸!”

我们一听就火了,砸不砸全由着我们的心气儿,你还敢管!小孔上去给他一棒子(当时红卫兵用的武器是铁欲把儿和军事操练的木枪),“啪”地打在嘴巴上,可是那声音就像打在一个瓷器上。就看他吐出来一口血,跟着吐出很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这可怕的感觉就像那姓赵的同学的拉长的手指一样。

我呆住了,直到同学们招呼我去砸那些西洋器皿才清醒过来。我们把那些器皿一件件从窗户扔出去,掉在楼下摔得粉碎。那一男一女便跪在我们身后痛哭,好像我们扔了他们的孩子。

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的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赶紧下楼出门,尽快离开这家。

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