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一九六七年底,我在外边跑了一年多,跑遍全国。东北到达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乌鲁木齐,南边到厦门、广州、桂林、南宁。这一跑,真开了眼,长了见识。开始时,我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
一是因为我是从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红卫兵;二是参加过“八一八”毛主席接见,很有点“中央特派员”的味道。我第一次到乌鲁木齐时,那里还是一潭死水,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当地军队接到市委招待所住下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到处乱窜,像软禁。那里的领导很怕学生闹起来。我们呢,就是要把那里的“火”点起来,可是不久,“文革”的狂潮漫及全国,等到各地闹开了锅,又砸又抄又打,我心里那块阴影又发作了。

特别是一次在保定,深夜时赶上了武斗。我所住的小旅店房间里的枪弹乱飞,玻璃被打得粉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钻到床底下去了。第二天,外边一片死静,趴窗户向外一看,满街狼藉,汽车轮胎全被扎破,撒了气,趴在地上,许多死尸倒挂在树上,这在古代叫“暴尸”吧?

“文革”的形象不再光辉夺目,它在我心里变得模糊不清了。在陕西,为了表示对革命圣地的崇仰,我步行从西安走到延安。但到了延安与老百姓一聊,老百姓对延安反不如我知道得多。这一来,对于革命那种神圣感也变得空洞和茫然了。虽然我还没有能力进一步思考,但脑袋已经无数次直觉地浮出问号来…心里的问号是事情改变的根本。

这家一男一女,老两口儿,没有孩子。我只知道男的过去曾在外国留学,开过水泥厂,有股份,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他家住一栋两层小楼,屋里又讲究又漂亮,这就愈发引得我们冒火。按照我们当时的思想逻辑,资本家家里愈讲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愈多就愈反动。

我们在抄他家二楼时,弄出两箱子西洋玻璃器皿,开箱刚要砸,那男的忽然大叫:“这是我当初从法国用巨资买回来,是法国皇宫里的摆设,是宝贝,你们不能砸!”

我们一听就火了,砸不砸全由着我们的心气儿,你还敢管!小孔上去给他一棒子(当时红卫兵用的武器是铁欲把儿和军事操练的木枪),“啪”地打在嘴巴上,可是那声音就像打在一个瓷器上。就看他吐出来一口血,跟着吐出很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这可怕的感觉就像那姓赵的同学的拉长的手指一样。

我呆住了,直到同学们招呼我去砸那些西洋器皿才清醒过来。我们把那些器皿一件件从窗户扔出去,掉在楼下摔得粉碎。那一男一女便跪在我们身后痛哭,好像我们扔了他们的孩子。

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的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赶紧下楼出门,尽快离开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