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间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间,不同门派、师承、游历、眼界,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鲁迅和章太炎的弟子们是留日派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是英美派,虽说都是海归,但不免有隔阂,分亲疏。这本来不奇怪,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留学归国的海归,彼此之间也有隔阂,也分亲疏。而北大、清华、复且、南大的教授们,包括从事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阂,分亲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的文人学者,由于不同籍贯、辈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谈得来,谈不来,经常走动,或从不来往,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