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心理学家设计那些引发个体强烈的思想与感情的实验时,他们就常常冒险游历在道德灰色地带中。实验并不一定要符合阿伦森等人( Aronson& others,1985)所称的现世实在论( mundane realism)。即,实验行为(举例来说,将实施电击作为研究暴力行为实验的一部分)并非要与真实生活中的行为一模一样。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这种标准的确很生活化,但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验研究应该符合实验现实主义( experimental realism)即,它应该包括参与实验的人群,并真的让他们投入其中。研究者并不希望实验者们有意识地去表演,或是应付了事实验需要真实心理过程的参与。举例来说,迫使实验者选择给予他人重度还是中度电击的确是衡量暴力行为的一个现实标准。它确实引发了真实的暴力行为。

他们让76名明尼苏达大学的男性学生分别与76名女性学生中的一位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给每一名男性学生呈现一张照片,并告知这就是与其交谈的对象。其中一半是肥胖女性(并非真正的交谈对象),另一半则是体重正常的女性。实验还要求,男性学生要对那位与自己交谈的女性形成某些自己的印象。在随后的电话交谈中,在女性学生身边进行的现场分析发现,在被评价过的人群中,当交谈的女性对象被假定为肥胖时,男性学生与其谈话的热情与愉悦程度都更低。很显然,男性固有的想法影响了他们之后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令其所谓的“肥胖”交谈对象做出的某种行为“证实”了他们的印象——这样的女性并不可爱。偏见与歧视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忆一下灰姑娘继母的态度,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效应称为“灰姑娘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并不能预测选举的结果,它只是描述公众在接受调查那一刻所持的意见。公众意见是可以变化的。在评估调查的时候,我们必须将以下四个可能会造成偏差的潜在影响因素牢记在心: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问题的顺序,答案的选项和问题的措辞。

如果这个“事后聪明式偏见”( hindsight bias)(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的现象)深人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结果。的确,几乎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看起来都有些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当卡特泰根让英国莱斯特大学学生来评价格言与其对立面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当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学生们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类似地,人们对真正的格言“堕落的人不能帮助另个堕落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我最欣赏的是这两句得到普遍认同的:“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为编造的语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更多的双重格言请参见“专栏”我早就知道的事实。)

社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对人类在团体中表现出的各种行为具有同样的兴趣。多数社会学家研究团体—一从小团体到大团体(社会与其发展趋势);而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个体—一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对他人的看法,个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及其关系。这些研究既包括团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包括个体对团体的影响。


你永远无法预言某一个人将会如何行事,但却可以对人的一般行为做出精确的判断。个体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 sherlock holmes , in sir arthur conan doyle s
a study in scarlet 1 8 8 7

社会神经学家并不寄希望于把诸如帮助与伤害这样复杂的社会行为拆解成简单的神经或分子水平。但要了解爱与恨,我们必须考虑皮下(生物的)与皮间(社会的)的影响。应激激素影响我们的感受与行动,社会排斥会令我们的血压升高,而社会支持却会增强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统，心与身是统一体，我们是生物心理社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