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与个人之间双向的联系使我们与环境之间存在互动。我们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建筑师,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哪一种说法更为明智呢?从某种角度讲,把自己看做环境的产物(否则我们一方面会因为自己是社会的建筑师而过分骄傲,另一方面会为自己的问题而过分指责自己),同时把他人视为自由的行动者(否则我们会变得过于集权而专断)比较明智。

也许我们按照相反的方式理解会更好—把自己看做自由者,同时关注他人受到的环境影响。这样我们看待自己时会更强调自我效能,同时在看待他人时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如果我们认为他人是受自己所处环境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更可能理解他人,而不是简单地把其不良行为归因于“不道德”、“残酷”、“懒惰”)。但多数的宗教都鼓励我们对自己负责同时尽量少地评价他人。这难道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更多地给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而同时却会责怪他人?

用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劳敏和丹尼斯丹尼尔斯( Plomin& Daniels,1987)的话来说“两个在同一家庭长大的孩子之间的差异和从众多家庭中随机抽取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由一对双生子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收养家庭的研究发现,基因的影响大约可以解释人格特性中50%的个体差异。共享环境影响一包括共享家庭影响—只能解释0-10%的人格差异。那么剩下的40%-50%由什么来解释呢?哈里斯认为,答案是同伴的影响。孩子们比较关注的其实并不是父母怎么想,而是他的同伴怎么想。孩子们主要从同伴会那里学习怎么玩游戏,音乐爱好,口音,甚至整话也大部分来自于同伴群体。事后想想,这也很有道理。他们毕竟是和同伴一起玩耍,到最后可能会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性幻想也表现出两性差异(Elis& Symons,1990)。在以男性为观众的言情剧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满欲望。以女性为主要市场的浪漫小说中,一个温柔的男性总是会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心上人。看来并不是只有社会学家才注意到了男女两性的这种差异。幽默评论家戴夫·巴里 ( barry1995)观察说“女人们可以为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而着迷,尽管整个情节就是一男一女向往发展出一段恋情,甚至有时候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而男人极其憎恨这样的事情。男人的向往一般只能持续45秒,而后就希望大家都开始脱衣服。然后再来一场汽车追逐的戏。一部命名为‘车战中的裸身女’的影片会很符合男人们的需求”

被绑架的报业巨头女继承人帕特里夏·赫斯特的案例充分显示出了角色扮演的力量。1974年,赫斯特被一些自称是SLA的年轻革命者绑架了。她随后选择宣布脱离自己原有的生活,放弃她富有的父母和未婚夫,并加入绑架她的组织。她要人们“试着理解她的变化”。12天后,一台银行摄像机拍摄下她参与SILA的抢劫活动。

19个月后,赫斯特被捕并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禁闭和“重塑”,她重新接受了自己作为家族继承人的角色。后来在一个偏远的名为康涅狄格的小镇,她成了一位母亲和作家,她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Johnson1988; Schiffman,1999)。如果赫斯特真的是一个虔诚的革命者或者只是假装配合绑匪,人们似乎可以理解她的行为。但人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轰动的新闻故事),这正如布里克曼写道:“她可以成为名家族继承人,但曾经却做过革命者,而后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家族继承人。”这很令人费解。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对吧?

一位不知名的学者指出,戴安娜王妃之死似乎突显了全球化进程。“英国的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一个法国隧道里发生了车祸。他们的德国汽车有着荷兰的发动机,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驾驶着。后面紧跟着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最后是一名美国医生用来自巴西的药对他们进行了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