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一次美国之旅创造了“个体主义”这个术语。他认为,个体主义,是指不把“任何事情归功于任何人,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形成了孤立地看待自己的习惯,想像整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个半世纪以后,精神治疗学家弗里茨·珀尔斯( Fritz perls,1972)在他的《格式塔的祈祷者》( Gestalt prayer)中概括了这种基本的个体主义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并不生活在符合你期望的世界里。
你也不生活在符合我期望的世界里。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 Carl rogers,1985)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能以极端满足自我和真正表现自我的方式来生活吗?”

不仅是社会影响,而且是对独特性的愿望,甚至在给婴幼儿起名字中都可以表现出来。追求新异名字的人们,却常常在同一时间取了相同的名字。2002年在10个最靠前的流行的女孩名字中有麦迪逊(2)、亚历克西丝(5)、奥利维娅(10)。佩姬·奥伦斯坦( Peggy orenstein,2003)注意到,60年代,那些想打破传统的人给自己的婴儿取名为丽贝卡,结果发现他们的选择也成了时尚的一部分。希拉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当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名人后,就显得不那么有独创性,人们也用得少了(甚至在她的崇拜者中也是这样)。奥伦斯坦观察到,尽管这些名字的流行性在减弱,但在下一代可能会重新流行。马克斯、露丝、索菲听上去好像是隐居家族或一个马戏团的花名册。

实验表明,努力限制人们的自由常常会导致反从众和一种称作“回飞镖的效应”( Brehm& Brehm,1981;Nail& others,2000)。当今的西方女大学生在思考了传统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期望之后,她们就很少表现出传统的淑女形象( Cialdini& others,1998)。或者,假定有人在街上拦住你,要你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而这件事你只是在心理有点儿赞成。当你正在考虑时,这个人告诉你,有些人认为为“应该绝对禁止散发或签署这份请愿书。”逆反理论预测,这类明显的限制自由的企图事实上会增加你签署的概率。这就是马德琳·海尔曼( Madeline heilman,1976)在纽约市街头的实验所发现的。

实验表明人们之所以从众主要出自两个理由。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信息影响来自于其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当公开作出反应时从众程度较大,这反映出规范的影响力。当遇到难以决策的任务时从众程度也比较大,这反映出信息的影响力。

人们可能认为,艾希曼和奥斯威率死亡集中营的军官都是缺乏文明的恶棍。但是,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这些军官会欣赏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参加1942年1月万西会议( Wannsee conference)和制定纳粹大屠杀的最后解决方案的14个人中,有8个获得欧洲大学的博士学位( Patterson,1996)。像绝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艾希曼从表面上看来跟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Arendt,1963; Zillmer& others,1995)。穆罕默德阿塔( Mohamed atta),9.11恐怖事件的主谋,有报告说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良好家庭出身的优秀学生。札卡里斯·穆索伊( aranas moussaoui),9.11事件中的第20个嫌疑犯,在申请学习飞行课程和购刀时,十分有礼貌。他称呼妇女为“女士”。如果这样的人住在我们隔壁,这似乎与我们对有关思魔的形象根本不相符。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对邪恶的听之任之常常会使之日积月累,尽管自己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恶。拖延同样是对自我伤害的无意识的放任( Sabini& Silver,1982)。一位学生知道就要交期末论文了。可他每次做论文时都分散注意力一会儿是视频游戏,一会儿是电视节目——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危害。但是,渐渐地,这个学生根本就无法完成论文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做该论文了。

即使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我们中的少数人也想挑战最明确的文化规范,就如斯蒂芬·高夫在2003年试图裸体(除了帽子、袜子靴子和帆布背包)徒步穿越不列颠。从六月到一月,他从英国最南端的 Land end走到苏格兰最北端的 o ' groats在他847英里的旅途中,被捕了16次,在牢狱里度过了5个月。“我的裸体运动,对我自己来说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这是在展示我自己美丽的人体",高夫(2003)在网站上声称。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位年轻人身上,通常是一位海军军官,他是总统的随从,随身带着一只装有发射核武器必需密码的黑色公文箱。

我可以想像总统在和幕像讨论一个非常抽象的核战争问题。他可能决定,”关于SIOP一号计划该决定是毫无疑问的了。接通阿尔法线XYZ。”这种术语能长距离传递,不用担心泄密。

那么我的建议很简单。把所需密码装入一个胶袁里,再把胶囊植入一位志愿者的右胸里。当他伴随总统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大而重的屠刀。如果总统想要发射核武器了,惟一的办法,就是他要首先亲手杀死这个人。

“乔治,”总统会说,“我很抱歉,但成千上万的人真的该死。”然后总统不得不看着这个人,意识到什么是死亡——一个无辜者的死亡。血流在白宫的地毯上:这个现实会使他清醒过来。

当我把这个建议讲给五角大楼的朋友听时,他
们说,“天啊,那么可怕。必须杀死一个人,这会
纠正总统的决断。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摁按钮了。”

然而,“从众”一词确实不含消极的价值判断。如果你常听到某个人说你是一个“真正彻底的从众者”,你会有什么感受?我想,你可能会有受伤感,因为西方文化并不赞赏屈从同伴压力。所以,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给从众贴上了消极的标签(从众、屈从、服从),而不是赋以积极的含义(社会敏感性、反应性、团队合作精神),这反映的是他们的个体主义文化。

在日本,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不是软弱的表示,而是忍耐、自我控制、成熟的象征( Markus& Kitayama,1994)。兰斯·莫罗( Lance morrow,1983)观察到,“无论在日本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平静感,这种平静来自人们确切知道彼此之间的相互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