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在和以前的学生们用社会心理学如何跟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故事，证实我们的假定是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就在我写下最后一段之前,一位现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以前的学生来访。她提起最近的一次经历: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道上,旁边的行人纷纷走过。“这让我回想起了社会心理学课程,还有此情此景下人们为什么无动于衷的原因。我想道:‘如果我也走过去了,谁来帮助他呢?,”于是,她拨了急救电话并陪着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其他旁观者也加入进来了—直到救护车到来。

为了使人们在大多数人都不会帮助的情境下实施帮助行为,也可以通过引出他们暂时性的积极承诺,从而使其得出自己乐于助人的结论,而更倾向于提供帮助。西奥菲和加纳( Delia cioffi& Randy garner,1998)发现,如果先给大学生发个号召献血的电子邮件,一周后把献血车开到校园中,那么收到电子邮件通知的学生只有5%的人对献血车做出了回应。研究者要求另一些学生接到献血通知时,“如果你认为你可能去献血的话”,便回复一个是”。结果,这些人中有29%的人作了回复,但实际去献血的只有8%。研究者要求第三组被试在接到献血通知时如果不打算献血就回复一个“不”。结果有71%的人没有回复,这相当于暗示着有可能献血。现在把你想像成第三组被试中的一员,你没有说不,也许是因为你毕竟觉得自已是个有同情心的人,所以没准你还会去献血呢。这样的想法可能使你在随后一周更容易被校园海报和传单的宣传所说服。事实正是这样,这组被试中有12%的人后来献了血,高于通常比率的两倍。

恰尔迪尼和薛德尔( Cialdini& Schroeder,1976)提供了另一个可以引发个体关注自我形象的实用的方法:请求很微小的帮助,以至于使个体不能拒绝,除非他认为自已是个吝啬鬼。恰尔迪尼(1995)有一次在家门口遇到一位街头募捐者时发现了这一点。当募捐者恳请他捐助时,他已经在脑海里预备好了如何拒绝—直到她说出那句神奇的话,粉碎了他的经济借口:“哪怕一便士也是帮助啊。”“我不得不顺从了。”恰尔迪尼回忆道,“这次经历还有个有趣的地方。等我的咳嗽停下来(我真的把到嘴边的拒绝给咽了回去),我给了她不是她所说的一便士,而是通常派给正式慈善募捐者的金额。她谢了我,纯真地一笑,继续前行。”恰尔迪尼的反应不具有典型性吗?为了找出答案,他和薛德尔让一名募捐者接近一些郊区居民。当募捐者说“我在为美国抗癌组织募集资金”,有29%的人平均每人捐献了1.44美元。当募捐者补充说“哪怕便士也是帮助”时,有50%的人平均捐献了1.54美元。詹姆斯·韦恩特( James weyant,1984)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哪怕一便士也是帮助”这句话,使捐助者从39%增加到了57%。当6000人收到美国抗癌组织的募捐信时,那些被请求捐献较少数量的人更可能捐助,并且给出的数量平均而言并未减少( Weyant& Smith,1987)。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献过的人时,那么更大的请求(附带理由)就会引起更多的捐助(Doob& Mclaughlin,1989)。但是对于挨户访问的募捐,请求小金额的捐助则更可能成功,因为这使人们不好拒绝,而且又使他们有机会维护利他的自我形象。

不同的情境影响因素抑制或鼓励了利他主义。紧急事件中随着旁观者数目的增加,每一位旁观者将(1)更少注意这个事件,(2)更少将其解释为紧急事件,以及(3)更少感到责任。

人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去帮助呢?(1)观察到其他人的帮助行为之后;(2)时间不太紧的时候。个人因素,如心境也有影响。

与潜在的情境因素和心境因素不同,人格测验分数对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预测力。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一部分人能够持久地比其他人更乐于帮助,并且人格特征和性别的效应可能取决于情境。宗教信仰能够预测长期的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塔库申和博丁格( Takooshian& Bodinger,1982)提出,旁观者的解释也会影响他们对盗窃的反应。研究者在18个城市中安排实施了上百个汽车盗窃行为(用一个衣架伸进汽车,然后拿走值钱的东西如电视机、皮大衣等),他们的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路人对这些行为发出疑问,甚至很多人注意到之后还站在一旁边看边笑,有的还提供帮助。有人显然把这些“盗贼”当成汽车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