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由BBC电视台完成的大型实验中,理查德·怀斯曼( Wiseman,1998)给观众看一个有关盗窃案的证据,其中只有一个变量。一些观众看到的模拟被告,正好符合100个人心目中罪犯的那种刻板印象—没有吸引力、鹰钩鼻子、小眼睛。共有64000个人打电话进来,其中41%的人判定他是有罪的。而在英国其他地区的观众看到的是长得很有吸引力,有着娃娃脸和大大的蓝眼睛的人,结果只有31%的观众认为他有罪。

为了检验这些发现是否能够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克里斯·唐斯和菲力浦·莱昂斯( Downs& Lyons,1991)让警卫队员在40个德克萨斯法官审判轻罪之前评价1742个被告的外表吸引力。无论案件的类型是严重(如伪造罪),中度(如骚扰罪)还是轻度(如公众酗酒),法官们对外表不好的被告都判了更高的保释金和更严厉的惩罚(见图15-5)。怎样才能解释这种戏剧性的效应呢?是因为外表没有吸引力的人地位更低吗?或者他们就像法官们认为的那样,更容易逃跑或者犯罪吗?或者,法官们只是忽略了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建议:“一个明智的人最优之处和最高职责,在于抵制外表的影响”?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1978)和助手们为记忆构建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明。他们给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呈现了30张幻灯片,放映的是机动车和行人相撞的全过程。其中一张关键幻灯片显示辆红色的达特桑车(Datsun)在“停止”路标或“避让”标志前停住。然后他们问一半的学生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当红色达桑车停在“停止’交通牌前时,另一辆汽车有没有超过它?”他们问另一半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但是把那个问题中的“停止”路标换成了“避让”路标。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去看图153中的幻灯片,然后回忆哪一张是他们先前看过的。问题中提到的与实际看到的一致的条件下,有75%的学生回答正确,而那些先前被问到误导问题的学生正确率只有41%;并且,他们不仅否定了实际看到的,而且认为“记住了”那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图片。

这样的研究目前已经做过多次,有时结果很令人不安。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所在的海沃德(Hayward),141个学生目击了一起“骚扰”教授的案件。7周后,罗伯特·巴克霍特( Buckhout,1974)让他们从6张照片中辨认出那个攻击者,有60%的人选出了一个与案件无关的人。毫无疑问,目击者指证的人有时并不是他们看到的那个人。后来的研究同样证实,目击者常因过于自信而有失准确。例如,布赖恩·伯恩斯坦和道格拉斯·齐克福斯( Bornstein& Zickafoose,1999)发现,让学生回忆曾经来过教室的参观者,确信自己的回忆正确的人达到74%，但实际上只有55%。

难道陪审员不能发现错误的证词吗?为了找出答案,加里·韦尔斯,林赛(Well, Lindsay,& others)及其同事导演了艾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计算器商店的数百个有目击者的偷窃事件。然后,他们让每一个目击者从一系列的照片中辨认出嫌犯,让模拟陪审员观察正在被询问的目击者并做出评价。与相信不正确的目击者相比,人们更容易相信那些正确的目击者吗?研究发现,被试相信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目击者的比例都是80%(Wels& others,1979)。这使研究者认为,“观察者完全没有能力分辨出,那些将无辜的人错认为罪犯的目击者” ( & others , 1 9 8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