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尔德提供了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上面包括了由萨曼帝国各类城市出口或再出口的初级商品和制造品,其中就有撒马尔罕的纸张,到10世纪末期,这些纸张在伊斯兰世界里,完全取代了羊皮纸。当时,与草原游牧者之间的贸易也很活跃,当地纺织品是换取游牧者动物及动物制品的重要手段。不过,商人需要交纳一些特别的关税,每一骆驼承载的货物需要交2德赫默。这关税并不过分,因为当时即使技能不熟练的工人,一个月好歹也能挣15德赫默。
10世纪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曾有一个说明,可以给今人提供一个观察当时非洲贸易的窗口。他写道,他在奥达戈斯特看见了一张“萨克”(sak),利伯尔(Lihe,1968,第23页)将之翻译为“即期汇票”( sight-draft),上面写着惊天数字“42000第纳尔”,这一数字比他在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见文档中的可比数字都要大得多①。根据阿拉伯作家的记载,我们不必惊讶于当时黄金贸易竟会有如此丰厚的利润,因为黄金在产地非常便宜,甚至达到同等重量盐可以换取同等重量黄金的地步。这可能多少有些夸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确信,当时的交换比率一定非常有利于那些准备启程赶往非洲南方的商人们。
然而,这些高额利润并非免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加纳、马里和桑海帝国都对这些贸易征税;这与沙漠部落的做法毫无二致,如控制穿越撒哈拉贸易路线的图阿雷格部落。同样,法蒂玛王朝将黄金出口到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的基督教城市时,也照样会征税;当然,他们会把有些黄金用于铸造第纳尔。

至于海上路线,则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技术问题,与季风有关。该季风夏天为西南风向,这有利于由阿拉伯或东非去往印度的航行;冬天则
改为东北风向,这有利于由印度返回阿拉伯或东非。这些季风也有助于驶向更远东方的季节性航行。除上述这段航线之外,该海上贸易路线的第二段和第三段航程则分别是“由印度至马来半岛”和“由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中国或日本”(同上,第97页)。这种季节性鼓励商人进行分段的海上航行,每一群体专门从事其中一段航程;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有些贸易商还是会进行由阿拉伯至中国的整个航程。
海上路线的第二个问题则与政治有关。我们在地图上可以观察到,如果货物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商人就必须顺利通过两个关隘:一个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另一个则是阿拉伯半岛。一望即知,谁控制了任一关隘,谁就可以坐收丰厚的垄断租金;因此,这两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政权,他们仰赖军事力量来征收丰厚的贸易税。当陆路贸易良好时,他们的贸易税就会下降;而当陆路贸易因政治动乱阻断时,他们的贸易税就会上升。西欧地处边缘,而且还处在伊斯兰世界环绕之中,这意味着它特别容易受上述垄断行为的影响。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南北走向的非洲正好放错了位置,因为欧洲要想找到绕过阿拉伯瓶颈的路线,就必须先绕过广袤的非洲,而这只有当欧洲航海技术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时方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