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远途贸易追使西欧商人直面各种精密复杂的金融实务,但同时也激励他们自觉釆用这样的金融实务。因此,这场商业革命不仅涉及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活动,而且还与正在猛增的欧洲内部贸易(我们在第二章已描述过)有关,它刺激欧洲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革新,其中不仅有我们在前文已提到的汇票,而且还包括存款银行、保险以及“商业和银行会计,它逐渐由杂乱无序的便笺式记录演进为将贷方和借方分列的记录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严格精确的复式记账法”(同上,第107页)。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其专业化程度都因当时欧洲内部的商业发展而得到了提升,进而对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城镇专门从事产品制造和商品交换,以换取进口的食物( Rosenberg和 Birdzell,1986,第78~80页)。就这样,“原先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被视为芥末小事的商业活动,如今却一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并且还成为经济进步的强大驱动力”( Lopez,1967,第126页;另请参见 Greif,2006,第23~27页)。

除了马可·波罗和罗马教皇特使们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在一本通商指南中找到相关信息,该指南由佛罗伦萨商人弗兰西斯科·佩戈洛蒂撰写,出版
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根据这本《贸易实务》,从克里米亚到北京的路线“极其安全,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 Rossabi,1990,第356页);而那些之前已活跃在黑海及其附近的意大利商人充分利用了蒙古人征服所带来的机遇。贸易之旅固然比较安全,但仍耗时很长:从克里米亚至大都,当时需
要8~11个月(Pps,1998,,第100页)。不过,通过剔除中间商,就有可能获得巨额利润。根据佩戈洛蒂的说法,一支商队所花的旅途费和需要缴纳的关税合计起来大约是3500弗罗林,而其货物可以卖到25000弗罗林(B0sabi,190,第356~357页)。因此,大批意大利商人被吸引到波斯和钦察草原;同时,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在中国建立了久居之所,其中佩戈洛蒂在泉州建造了一所接纳天主教商人的客栈( Lopez,1952,第312~313页;1987,第352~353页)。1323年,泉州建立了一个主教辖区,而圣方济各会的传教土虽然竭力宣教,但未能成功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其中有位传教士就是真福和德理( Odoric of Pordenone),他在一位名叫“希伯尼亚的詹姆士”的人陪同下来到了中国,14世纪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似乎抄袭了这位传教士所记
录的旅行见闻(Pis,198,第5章)。
阿布拉法耶( David Abu lafi,987,第447~418页)提出,欧洲人来到中国,要购买的不仅是传统的中国奢侈出口品(如丝绸),而且还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购买之前,这些香料会先用船向北运到大陆。众所周知,那时海运较之于陆运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此,发达的陆上贸易正好是证明当时欧亚经济出现一体化的显著证据。不过,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输家,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埃及商人。在1323～1345年期间,威尼斯人从未向埃及派出一支海上护航队( Lopez,1987,第3页),因此可以说,继蒙古征伐战争带来的不堪重负的成本之后,“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又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经济成本。意大利人购买东方商品时,可以用以下物品作为支付手段:“宝石、活马、机械钟和人造喷泉、精制的亚麻布和毛纺布”(同上,第353页)。有些意大利人为了获取东方香料,还尝试了更加直接的贸易路线;据记载,当时有若干意大利人曾冒险来到了印度(Pil
lps,198,第103页)。根据菲利普斯的说法( Phillips,198,第238页),在1290年时,有一伙热那亚水手曾计划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由此抵达印度洋。
当时,在整个已知世界的任何部分之间,不仅货物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人口、技术和思想也在畅通往来,如此大面积的自由流动,在人类历史上还
是首次。例如,不管是新约还是基督教诗篇,都由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翻译成了鞑靼语(Abu- Lughod,1989,第168页);不过,文献证实,与此反向的信息流动却更加富有影响力。这一时期中国发明的传播和扩散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变革,而西欧当时正处在技术变革时期;对此,李约瑟(1954)曾作过有力的论证。但是,要证明“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所取得的国际一体化效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洛佩兹(1987,第353页)所援引的价格数据:很显然,中国丝绸当时在意大利的售价,不到在中国进价的3倍。
“全球化”到底始于何时?答案固然取决于具体采用的“全球化”定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如下有说服力的解答:全球化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时蒙古人的征服运动统一了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在这些征服运动的冲击下,那些定居文明也相应作出了反应。而在此之前,每一文明虽然也曾意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但只是把它们看做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没有视为一个统一体系中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在欧洲,流传着许多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的传奇故事,普雷斯特是一位远在东方的神秘的基督教英雄,他被西欧人错误地等同于成吉思汗及其他非穆斯林征服者。这些传说,被用于提供一个统一化的地缘政治框架;它们鼓励欧洲人去思索如何开辟对抗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前线,并由此催生了欧洲人通过海上或陆上路线与东方非伊斯兰地区建交的热望,而建交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宗教、军事和商业目的。至于热那亚人,自从在陆上被威尼斯人挫败后,于13世纪晚期时盘算着围绕非洲来展开最后一轮角逐,由此引发了1291年的那次海上航行和探索,该次航行由维瓦尔第兄弟领导,但以失败告终。不过,时隔200年后,另一批热那亚人还发起过类似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如阿谢德(1993,第77页)所说的那样:“之所以是欧洲统治世界,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先认识到有一个可以统治的世界。不管从马可·波罗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还是从向东看的威尼斯人到向西看的热那亚人,他们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巴托尔德提供了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上面包括了由萨曼帝国各类城市出口或再出口的初级商品和制造品,其中就有撒马尔罕的纸张,到10世纪末期,这些纸张在伊斯兰世界里,完全取代了羊皮纸。当时,与草原游牧者之间的贸易也很活跃,当地纺织品是换取游牧者动物及动物制品的重要手段。不过,商人需要交纳一些特别的关税,每一骆驼承载的货物需要交2德赫默。这关税并不过分,因为当时即使技能不熟练的工人,一个月好歹也能挣15德赫默。
10世纪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曾有一个说明,可以给今人提供一个观察当时非洲贸易的窗口。他写道,他在奥达戈斯特看见了一张“萨克”(sak),利伯尔(Lihe,1968,第23页)将之翻译为“即期汇票”( sight-draft),上面写着惊天数字“42000第纳尔”,这一数字比他在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见文档中的可比数字都要大得多①。根据阿拉伯作家的记载,我们不必惊讶于当时黄金贸易竟会有如此丰厚的利润,因为黄金在产地非常便宜,甚至达到同等重量盐可以换取同等重量黄金的地步。这可能多少有些夸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确信,当时的交换比率一定非常有利于那些准备启程赶往非洲南方的商人们。
然而,这些高额利润并非免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加纳、马里和桑海帝国都对这些贸易征税;这与沙漠部落的做法毫无二致,如控制穿越撒哈拉贸易路线的图阿雷格部落。同样,法蒂玛王朝将黄金出口到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的基督教城市时,也照样会征税;当然,他们会把有些黄金用于铸造第纳尔。

至于海上路线,则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技术问题,与季风有关。该季风夏天为西南风向,这有利于由阿拉伯或东非去往印度的航行;冬天则
改为东北风向,这有利于由印度返回阿拉伯或东非。这些季风也有助于驶向更远东方的季节性航行。除上述这段航线之外,该海上贸易路线的第二段和第三段航程则分别是“由印度至马来半岛”和“由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中国或日本”(同上,第97页)。这种季节性鼓励商人进行分段的海上航行,每一群体专门从事其中一段航程;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有些贸易商还是会进行由阿拉伯至中国的整个航程。
海上路线的第二个问题则与政治有关。我们在地图上可以观察到,如果货物要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商人就必须顺利通过两个关隘:一个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另一个则是阿拉伯半岛。一望即知,谁控制了任一关隘,谁就可以坐收丰厚的垄断租金;因此,这两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政权,他们仰赖军事力量来征收丰厚的贸易税。当陆路贸易良好时,他们的贸易税就会下降;而当陆路贸易因政治动乱阻断时,他们的贸易税就会上升。西欧地处边缘,而且还处在伊斯兰世界环绕之中,这意味着它特别容易受上述垄断行为的影响。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南北走向的非洲正好放错了位置,因为欧洲要想找到绕过阿拉伯瓶颈的路线,就必须先绕过广袤的非洲,而这只有当欧洲航海技术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时方才可能。

7-8世纪早期的网拉伯征服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罗马等古代帝国所在的地中海世界,另一个则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世界。自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罗马帝国便被其帐下的将军瓜分,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形成了许多相互竞争的辖区。罗马帝国的东境,从来没有延伸到幼发拉底河。而新兴的阿拉伯人,则统一了原属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以及原属萨珊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不仅如此,新帝国还将自己的东境扩张到了河中地区、阿富汗和印度。结果,东西交往的道路敞开了大门,人口、货物、技术和思想都可以在一个由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统一和整合而成的广阔空间里来回流动。的确,皈依转化的进程比较缓慢,波斯语、阿拉姆语、埃及古语和柏柏尔语的消亡也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阿拉伯语还是迅速成为行政、法律、商业中的通行语言,伊斯兰信条也迅速被绝大多数地区接受和采纳。
拜占庭世界和萨珊世界处于隔绝状态,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两者的币制差异上。拜占庭硬币实际上是单金属本位制,基本规定是“1索里达金币约等于4.5克黄金”;而同是单金属本位制的萨珊硬币,采用的却是银本位,基本规定是“1德拉克马银币约等于415克白银”。在阿拉伯征服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两种硬币在各自区域(当时均是哈里发政权的辖区)都还依旧流通和铸造。不过,到7世纪90年代前期,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685-705年)进行了一项基本的货币改革,废除了拜占庭和萨珊币制,代之以双金属本位制:1第纳尔金币约等于4.25克黄金,1德赫默银币则约等于2.97克白银;而两者的兑换率则是“1第纳尔金币=20德赫默银币”,这实际上应用的是“1:14”的金银兑换率。新硬币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上所刻文字纯粹是铭文,也就是说,没有按照惯例刻上君主或神灵的名号,而只刻有向真主阿拉祈愿的祷文和铸币的具体时间与地点。

在9世纪和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波兰都没有任何有影响的独立币制。在这些地区,德赫默很可能是日常交易中的流通货币和价值储藏手段。在这一点上,经常被作为证据的就是以下史实:当时许多硬币都被分成更小的碎片—碎银。而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则的确发行了自己的硬币,不过他们为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改铸德赫默。德赫默完全淡出上述地区大约在975年左右;而在此之前的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和西欧密窖里发现的德赫默都呈现急剧增加的态势。对于这一戛然而止的突然现象,其中缘由尚不清楚;不过,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说,比如,萨曼王朝在中亚和阿富汗地区的银矿已经开采完。事实上,在975年前后,罗斯人自己摧毁了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和哈扎尔王朝;而萨曼王朝则在10世纪末走向衰落和覆亡。这些史实似乎表明,中亚发生的地缘政治转移,或许是一种更加合适的解释。

另一个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突厥国家是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它也致力于收集毛皮和奴隶这样的贡品,然后用它们换取白银。该国定都在伏尔加河中游的大保加利亚,信奉伊斯兰教,是基辅罗斯和哈扎尔人的另一位竞争对手。由于该王国主要位于伏尔加河中游,所以可以征收通行税和过往的贡品,进面积聚相当可观的财富。
伏尔加保加利亚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故而希望哈里发能提供我们今天所谓的“技术援助”。在公元922年时,巴格达哈里发应其请求,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的都城。在这一阿拔斯外交使团中,有位叫伊本·法德兰的人,他以游记方式详细叙述了他的远行,成为从一种文化视角观察另一种文化的经典之作。在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的都城,伊本·法德兰遇上的似乎是一群北欧海盜,这些人对他的态度无疑是既十分着迷又极力排斥;而他们让伊本·法德兰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巨人般的身材,他称之为“和棕榈树一样高”。伊本·法德兰还注意到,每个男人都携带武器,并寸步不离。在他的描述中,这群人受利润诱人的贸易驱动,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面向自己的神像,祈求商业贸易的成功。他们以真正的凡勃伦式的风尚炫耀着自己的财富,每赚到1万德赫默就会给自己妻子佩戴上一条项链,结果有些妇女的脖子上竟然一时挂了好几条这种象征商业成功的物品。这群人缺乏养生之道,也让伊本·法德兰大受震撼,因为他们不仅嗜酒如命,还公然与其拥有的女奴隶通奸群交。伊本·法德兰带着现代考古学家冷峻超然的态度,叙述了一个恐怖的葬礼场景:一位死去的首领被安放在自己的船上，里面同时呆坐着他的爱妾;熊熊大火焚烧了船只,爱妾就这样骇人地成了祭品,陪着丈夫死去。

早期的俄罗斯定居点和市镇,主要作为长途贸易的集结地、贸易站和服务站,如旧拉多加、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然而,掠夺的悲剧总是一再上演。佩切聂格这样的游牧民族可以伏击顺流而下的货船,过上不错的日子。而埋伏点不外乎以下两种地形:一是河面足够狭窄,可以直接从岸上发起攻击;二是河流湍急,船队被迫靠岸和转载货物。贸易和争斗简直就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这一点在之前的朱罗王朝身上也已有所体现,而且本书其他地方还将多次谈到。基辅罗斯的崛起,可以说是出于有效组织这两种互补性活动的需要。

然而,到了9世纪早期,博林相信贸易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是因为挪威人通过控制俄罗斯的河流系统,积极为有利可图的东方市场开辟了一条直接的运输渠道。他们诉诸残忍的暴力,迫使当地的芬兰人和斯拉夫人进贡毛皮和奴隶,然后换取伊斯兰的白银和拜占庭的丝绸。当时,人们发现塔什干地区和潘杰希尔谷地(位于今阿富汗东北部)有丰富的银矿。这导致大量白银先后以阿拔斯王朝硬币和萨曼王朝硬币的形式,像洪水一般涌入挪威人手中,然后经由他们之手流通到西方。博林将这一发生在9世纪和10世纪的白银流入现象,与16世纪新大陆征服者带来的白银流入现象作了对比,发现两者都有通货膨胀和扩张性效应。

比利时伟大的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 Henri Pirenne,1939,第234页)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穆罕默德,就不可能有查理曼。”由此引发了一场极为有趣且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至今仍未停息。在皮雷纳那个年代,人们都普遍信奉以下“至理名言”: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入侵,颠覆了罗马帝国在高卢行省的文明体系,并由此开启了“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受奴役的农民被世袭领主统治着,社会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它取代了由精英统治并具有文明官僚体系的罗马帝国,其财政收入则直接来自土地税,以及对与拜占庭东部行省之间欣欣向荣的海上贸易征税。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南亚斜穿过“中国一中东”这一海上航线,这意味着:贸易两端同时产生的繁荣:一端是中国的唐王朝和宋王朝,另一端则是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必然会引起东南亚区域运输业和出口贸易(不管是通向中国还是通向中东)的欣欣向荣( Wolters,1967)。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正是在上述事实的刺激下,先是产生了印度支那王国扶南和穿越克拉地峡的贸易。这一王国的贸易地位,后来又被苏门答腊的商业帝国室利佛逝国所取代,该帝国当时控制了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贸易路线。不过,海上贸易利润既然如此丰厚诱人,免不了会有其他政权参与竞争,意欲分上一杯羹。结果,室利佛逝国的对手,不仅有邻近地区的爪哇政权,也有位于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地区的大陆政权,甚至还有锡兰政权;而其主要威胁则来自印度南部那个强大而富有侵略性的朱罗王朝(850~1279年)。朱罗王朝的贸易掌握在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泰米尔商人手中,他们一方面自行雇用商队,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昭然和王室权贵遥相呼应,勾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