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马可·波罗和罗马教皇特使们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在一本通商指南中找到相关信息,该指南由佛罗伦萨商人弗兰西斯科·佩戈洛蒂撰写,出版
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根据这本《贸易实务》,从克里米亚到北京的路线“极其安全,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 Rossabi,1990,第356页);而那些之前已活跃在黑海及其附近的意大利商人充分利用了蒙古人征服所带来的机遇。贸易之旅固然比较安全,但仍耗时很长:从克里米亚至大都,当时需
要8~11个月(Pps,1998,,第100页)。不过,通过剔除中间商,就有可能获得巨额利润。根据佩戈洛蒂的说法,一支商队所花的旅途费和需要缴纳的关税合计起来大约是3500弗罗林,而其货物可以卖到25000弗罗林(B0sabi,190,第356~357页)。因此,大批意大利商人被吸引到波斯和钦察草原;同时,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在中国建立了久居之所,其中佩戈洛蒂在泉州建造了一所接纳天主教商人的客栈( Lopez,1952,第312~313页;1987,第352~353页)。1323年,泉州建立了一个主教辖区,而圣方济各会的传教土虽然竭力宣教,但未能成功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其中有位传教士就是真福和德理( Odoric of Pordenone),他在一位名叫“希伯尼亚的詹姆士”的人陪同下来到了中国,14世纪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似乎抄袭了这位传教士所记
录的旅行见闻(Pis,198,第5章)。
阿布拉法耶( David Abu lafi,987,第447~418页)提出,欧洲人来到中国,要购买的不仅是传统的中国奢侈出口品(如丝绸),而且还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购买之前,这些香料会先用船向北运到大陆。众所周知,那时海运较之于陆运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此,发达的陆上贸易正好是证明当时欧亚经济出现一体化的显著证据。不过,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输家,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埃及商人。在1323～1345年期间,威尼斯人从未向埃及派出一支海上护航队( Lopez,1987,第3页),因此可以说,继蒙古征伐战争带来的不堪重负的成本之后,“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又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经济成本。意大利人购买东方商品时,可以用以下物品作为支付手段:“宝石、活马、机械钟和人造喷泉、精制的亚麻布和毛纺布”(同上,第353页)。有些意大利人为了获取东方香料,还尝试了更加直接的贸易路线;据记载,当时有若干意大利人曾冒险来到了印度(Pil
lps,198,第103页)。根据菲利普斯的说法( Phillips,198,第238页),在1290年时,有一伙热那亚水手曾计划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由此抵达印度洋。
当时,在整个已知世界的任何部分之间,不仅货物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人口、技术和思想也在畅通往来,如此大面积的自由流动,在人类历史上还
是首次。例如,不管是新约还是基督教诗篇,都由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翻译成了鞑靼语(Abu- Lughod,1989,第168页);不过,文献证实,与此反向的信息流动却更加富有影响力。这一时期中国发明的传播和扩散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变革,而西欧当时正处在技术变革时期;对此,李约瑟(1954)曾作过有力的论证。但是,要证明“蒙古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所取得的国际一体化效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洛佩兹(1987,第353页)所援引的价格数据:很显然,中国丝绸当时在意大利的售价,不到在中国进价的3倍。
“全球化”到底始于何时?答案固然取决于具体采用的“全球化”定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如下有说服力的解答:全球化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时蒙古人的征服运动统一了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在这些征服运动的冲击下,那些定居文明也相应作出了反应。而在此之前,每一文明虽然也曾意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但只是把它们看做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没有视为一个统一体系中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在欧洲,流传着许多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的传奇故事,普雷斯特是一位远在东方的神秘的基督教英雄,他被西欧人错误地等同于成吉思汗及其他非穆斯林征服者。这些传说,被用于提供一个统一化的地缘政治框架;它们鼓励欧洲人去思索如何开辟对抗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前线,并由此催生了欧洲人通过海上或陆上路线与东方非伊斯兰地区建交的热望,而建交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宗教、军事和商业目的。至于热那亚人,自从在陆上被威尼斯人挫败后,于13世纪晚期时盘算着围绕非洲来展开最后一轮角逐,由此引发了1291年的那次海上航行和探索,该次航行由维瓦尔第兄弟领导,但以失败告终。不过,时隔200年后,另一批热那亚人还发起过类似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如阿谢德(1993,第77页)所说的那样:“之所以是欧洲统治世界,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先认识到有一个可以统治的世界。不管从马可·波罗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还是从向东看的威尼斯人到向西看的热那亚人,他们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