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一句话表示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国家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之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有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于欧洲裔美国白人。然而，众所周知，用作比较的这两个民族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事实使检验智力差异引起技术差异这种假设遇到了双重的困难。首先，甚至我们成人的认知能力也要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而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因而难以觉察先天遗传差异的任何影响。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和智商测验一样)往往都是测量文化学习，而不是测量纯粹的天生智力，不管这种天生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于童年环境和所学得的知识对智商测验结果所产生的无庸置疑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视为当然
的遗传缺陷。

一种反对意见如下。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