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战争，甚至仅仅是族群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只是在过去的13 000年中战争才明显地开始造成社会的合并?我们业已断定，复杂社会的形成以某种方式与人口的压力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寻找一下人口压力与战争后果之间的某种联系。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

此外，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面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

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固定住所对复杂社会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为什么样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触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游牧部落或族群时，都普遍抱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安抚"这些游牧部落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说服他们不要杀害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杀。另一个目的就是劝诱这些游牧部落在村庄里定居下来，这样传教士和官员就能找到他们，给他们带来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之类的服务，并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控制他们。

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抓住要点。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人类学家以前把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理想化了，说它们是温和的没有暴力的社会，因为一些访问的人类学家对一个25人的族群经过3年的研究，並没有发现一例谋杀事件。他们当然不会发现一个由十来个成年人和十来个儿童组成的族群，由于谋杀以外的通常原因，还常常要碰到一些无论如何都必然发生的死亡，如果在这些死亡之外，在这十来个成年人中有一个每隔3年杀死另一个成年人，那么这个族群本身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一点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于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广泛得多的长期积累的资料表明，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例如，当一位女人类学家在向新几内亚伊亚乌族妇女调查她们的生活史时，我碰巧也在访问伊亚乌人。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
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至此，有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賊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咨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女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酋长管辖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酋长管辖地的人来说，酋长管辖地的广大多数的其他人和他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他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随着大约7 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赋予一个人即酋长以使用武力的独占权利。与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和村落会议上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酋长是永远
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垄断重要的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个人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诸神可能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

酋长管辖地在经济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已开始改变完全依赖那种为族群和部落所特有的对等交换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A送给B个礼物，同时又指望B在将来某个未特别规定的时间把一个类似价值的礼物送给A。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

尽管族群和部落之间存在着这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有许多类似之处。部落仍然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平等主义的”政府制度。信息和决策都是公共的。

部落和族群一样，也有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没有分成等级的家族或阶级。不但身份地位不能世袭，而且在传统的部落或族群成员中，任何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过于富有，因为每个人对其他许客人都负有义务和责任。

和族群一样，部落也没有行政系统、警察部门和税收机关。它们的经济以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对等交换为基础，而不是以重新分配向某个中央权威交纳的贡品为基础。经济专门化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全职的工匠，每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包括大人物)都要参加对食物的种植、采集和猎捕。

在超过几百人的社会中，人类的政府组织往往都是由部落组织转换为酋长管辖地组织，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不认识的人们之间解决冲突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群体的扩大，这个难题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有个事实在解决部落成员之间的冲突时有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事实就是部落中的每一个人和其他每一个人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有姻亲关系，或是两种关系都有。把所有部落成员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纽带，使得人数较多的社会才有的警察、法律和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庄都有许多共同的亲属，他们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争执不致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在新几内亚的传统社会里，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和另一个陌生的新几内亚人发生冲充而两人离开各自的村庄又都很远，于是两人就长时间地谈论他们的亲属，试图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种理由使两人不会产生要杀死对方的念头。

超越族群的那些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是部落。部落与族群的区别是它比较大(一般有几百人，而不是几十人)，而且通常有固定的居住地然而，有些部落，甚至有些由酋长管辖的部落，却是由随季节而迁移的牧人组成的。

部落和族群的不同点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更多的人口，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同的，那就是：部落是由不止一个的得到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称为氏族，氏族之间互相通婚。土地属于某个氏族，不属于整个部落。然而，部落的人数仍然很少，每一个人都知道另外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各种亲属关系。

族群是最小的社会，一般由5到8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事实上，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大家庭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

族群没有我们在自己的社会中认为理所当然的那许多制度。他们居无定所。族群的地盘为整个集体共同使用，而不是划分给小集团或个人。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分，族群中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专门化体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觅食。没有诸如法律、警察和条约之类的正式制度来解决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冲突。族群组织常常被人说成是“平等主义的”没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分的正式化了的社会阶层，没有正式化了的或世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正式化了的对信息和决策的垄断。然而，不应把“平等主义的”这个词拿来表示所有族群都有同等的威望，对决策都有同等的权力。这个词只是表示族群中的任何“领导地位”都是非正式的，它是通过诸如个性、力量、智慧和战斗技巧之类的品质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