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泊可以提炼l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Ħ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竟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发现，良好体制的观点并不完善——并非错误，只是不够完善如果穷国要致富，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观察也有其政策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良好体制引进到巴拉圭和马里这样的穷国，然后坐等其采用良好体制，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美国和瑞士这样的水平。对于良好体制观点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强调良好体制之外的其他直接变量的重要性，如公共卫生、土地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天然局限，以及环境的脆弱性。另一种类型则关心良好体制的起源。

因此，我在本书的尾声部分简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的背后原因，比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因素要来得深远(例如中国的儒家理论vs.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毁林兴矿等等)。在上述以及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
一，而是欧洲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