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这是在挑拨啊，引起争论，扩大舆论推广本书？

第一，他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 　　第二，他理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拿三民主义同西方制度比较，认为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的问题，胜过西方。他拿孙先生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同奕（讠斤）、曾国藩等人的自强，康有为、粱启超的变法以及义和团的反对现代化相比，认为“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若是今天再来写这篇文章，或许又会要增添某些话，去掉某些话了。在本书重版的此际，我仍然愿意将一九八六年的《出版前言》和一九八八年的《不会遗亡的人和书》附于其后，用以保留人生的旅痕和历史的见证。 　　文正义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作者论述历史，始终把握住近代化这一核心命题，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是义和团。作者认为，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我们应该佩服，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但是，他的真实心态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作者断言：“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义和团实行狭隘的排外主义，反对一切近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虽说仍是救国家、救民族，但其方案是开倒车的，其惨败是极自然的。

作者写作《中国近代史》时，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北国的山河，卢沟桥的枪炮声犹在耳，在全国展现波澜壮阔的抗战高潮中，他如此热切地呼唤近代化，显非偶然，正表现了一位热爱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赤诚和良知。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作为历史学家，不仅是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作者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中国积弱积贫，其原因是什么？其出路何在？蒋廷黻通过对百年来历史的反思，指出，中国论人论地，本可大有作为。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落伍就要挨打。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九六五年病逝于美国纽约。他在故乡度过了少年时代，十七岁时负芨远游，先后肆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返国，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九二九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中年后始到国民政府供职，还政后又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他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的种种禁锢逐渐解体。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炎黄子孙，面对沉重的历史，都无法无动于衷，深思着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兴衰。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虽说已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可是其对历史的剖析和对国运的论断，今天读来仍感亲切。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满清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象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象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象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