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这是在挑拨啊，引起争论，扩大舆论推广本书？

第一，他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 　　第二，他理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拿三民主义同西方制度比较，认为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的问题，胜过西方。他拿孙先生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同奕（讠斤）、曾国藩等人的自强，康有为、粱启超的变法以及义和团的反对现代化相比，认为“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这一段话遭到了评论家的诟病。“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纵观全书，蒋廷黻的观点同胡适的口号并不完全吻合。

若是今天再来写这篇文章，或许又会要增添某些话，去掉某些话了。在本书重版的此际，我仍然愿意将一九八六年的《出版前言》和一九八八年的《不会遗亡的人和书》附于其后，用以保留人生的旅痕和历史的见证。 　　文正义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作者论述历史，始终把握住近代化这一核心命题，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是义和团。作者认为，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我们应该佩服，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但是，他的真实心态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作者断言：“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义和团实行狭隘的排外主义，反对一切近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虽说仍是救国家、救民族，但其方案是开倒车的，其惨败是极自然的。

作者写作《中国近代史》时，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北国的山河，卢沟桥的枪炮声犹在耳，在全国展现波澜壮阔的抗战高潮中，他如此热切地呼唤近代化，显非偶然，正表现了一位热爱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赤诚和良知。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作为历史学家，不仅是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作者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中国积弱积贫，其原因是什么？其出路何在？蒋廷黻通过对百年来历史的反思，指出，中国论人论地，本可大有作为。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落伍就要挨打。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九六五年病逝于美国纽约。他在故乡度过了少年时代，十七岁时负芨远游，先后肆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返国，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九二九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中年后始到国民政府供职，还政后又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他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的种种禁锢逐渐解体。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炎黄子孙，面对沉重的历史，都无法无动于衷，深思着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兴衰。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虽说已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可是其对历史的剖析和对国运的论断，今天读来仍感亲切。

从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使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三个重要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 　　第一， 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一致抗战。 　　第二， 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道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正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第三， 九一八以来，决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六年宝贵光阴的建设，这是深谋远虑的结果。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称在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校。

我们已经受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革命党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满清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它的革命方略是对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岭，此前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我们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此前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果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15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l5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于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15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20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4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5年6月6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已有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