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来看，许外因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竞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人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入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商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锐都明白的裁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