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土，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

孔于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着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

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但他（康有为）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