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篇小说更能体会到张爱玲式的“国民性批判”了。 “国民性批判”这个词像是鲁迅先生独有的，张爱玲“借”过来，把它放在了都市日常生活、男欢女爱一类零散琐碎的小事中。上海的租界、对外国人的特权、外国人对中国女人的玩弄…… 这里有五个女人。 一是李小姐，一个痴爱哥儿达的女人。她或许是富人家的姨太太，或许是富人家的小姐。这不重要。哥儿达对她像是“萍水之交”，她却“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哪怕她可能已经知道哥儿达有了新欢，她也只是朝着佣人质问一下，也只是哭着诉说自己的“心”和“爱”。最后，仍还是与哥儿达约定了约会时间。这样富足的一个女人，为何还是要受男人的“控制”。这是中国女性的“劣根性”，是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 二是秀琴，一个从乡下来、在城市做工的女人。秀琴要结婚了，却要男方家里给她打一只金戒指，男方家里最后打了一只包金的戒指，她便不嫁。秀琴是个乡下女人的她乡下的家人给她觅的夫婿大概也是个乡下人。在战乱时期要一个乡下人给她打一只金戒指，倒显得有些“无理取闹”。但正如张爱玲在《红鸾禧》里说的那样，女人这辈子怕是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了。最终秀琴还是没能得到金戒指，夫家给新房装了地板，她也就嫁了。女人嫁人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金钱，为了生存。 三是阿小楼上的新婚夫妇的妻子，买得起一百五十万顶的房子，才结婚三天便吵架。看起来像是男人打了女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暴”。结果也同现在许多“家暴”的结果一样，两人又“和好如初”，照样请了客。古往今来，女人的悲剧大多有相似之处。 四便是阿小了，一个乡下来的女人，在外国人的家里做工，有丈夫和孩子。但活的像个寡妇。别人送她一张多余的面包票，主人却误以为是她偷了自己的面包；主人为了让她洗衣服，便一股脑把自己的衣服泡在浴缸里；主人一个月给她三千工资，却不许她睡在家里。一夜大雨，只能伴着苍蝇睡在菜台上……所以，阿小倒是更喜爱在中国人家中做工。男人是个裁缝，倒像是个体面人的工作，但赚的钱只能养活自己，甚至时不时还找阿小要钱。阿小厌恶哥儿达这个“主人”，厌恶自己的丈夫，却又忍受了下来。好强又可悲。 这小说里总共有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便是那时候所有中国女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