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注意,1990年代中期,东京都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下降了,这与东京都的首都功能分散计划有关系。但是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日本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的时候,一方面影响到了东京作为一个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随之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时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期,这说明,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值得我
们反思和借鉴。

如果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一些政策,很多政策都“不过关”。比如说,大城市欢迎外来人口来打工,但是,孩子和老人不要来,这是城市的负担。反过来想想,如果你自己是个打工者,你愿意自己在城里打工,把孩子和老人留在老家吗?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大多都是从农村进城的,你愿意在自己的父亲进城打工的时候,自己成为留守儿童吗?

当中西部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就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那么,房价反映收入,这样的高房价并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给受到了限制,那么,当人口持续流入的时候,房价就会上升很快,甚至快于工资的上升。2003年之后,东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
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本轮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洲货币政策偏松，其实，危机之前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政策都很松。在融资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虚假繁荣的经济是非常脆弱的，当危机来临，政府的偿债能力立即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