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堪的纳维亚至里海,旅程长达3000英里,长途货运的风险和艰辛需要丰厚的贸易利润加以回报。因此可以想象,货物必须大批量交易,这样才能确保可观的收益。通过水路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奴隶一贩卖人口可以赚大钱。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诱惑。说起维京人( Viking),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很多人获得财富和名誉的地点不仅限于家乡,还包括被他们征服的新领域。
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人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Rus),或拼写为rbos,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 red hair),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擅长划桨(oar)—他们就是俄罗斯( Russia)的祖先。

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 Musa rasil/all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141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481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像石头扔进水里会荡起波纹一样,最接近这些市场的人感受到的震荡也最大、能获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来自其他部落群的压力。原本对于最佳牧场和水源的竞争,因为最接近城市和贸易市场的地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烈。这必然导致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冲突升级,走向暴力和分裂;要么完成部落之间的整合。可选择的只有是战争或者合作。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
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
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f)著称,他们游荡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无数的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人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场联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萨在当时拜占庭外交和军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当时帝国面临的来自东部小亚细亚穆斯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

四处游牧并不意味着部落社会就一定显得混乱无章。
......
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景象，但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很讲秩序。不断迁移并非无目的地漫游，而是为了满足畜牧的需要：对于豢养着大批牛羊的他们来说，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场不仅能让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来混乱不堪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草原民族看来都缺一不可。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仰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ufi）著称，他们游荡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发挥影响的还不只是苏非派。其他来访者在传播宗教方面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其巅峰期，巴格达是一座炫丽辉煌的城市。公园、市场、清真寺、公共浴室，还有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使这座城市成为“豪华镀金装饰的、悬挂着华丽挂毯和丝绸锦缎”的殿堂之都。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诱惑。说起维京人(Viking)，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
很多人获得财富和名誉的地点不仅限于家乡，还包括被他们征服的新领域。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入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Rus)，或拼写为rhoS，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red hair)，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擅长划桨(oar)——他们就是俄罗斯(Russia)的祖先。
鼓励维京人开始向南方开拓的，其实还是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伊斯兰世界的富有。

穆斯林商人能区分不同的动物毛皮，由此确定其各自的价格。10世纪的一位作家提到过从草原进口的紫貂、灰松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种动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过加价赚取不菲的利润。事实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

然而这种货币体制的存在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一个交易频繁却缺乏能够大规模铸造钱币的中央财政机构的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兑换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兽皮和皮革都很适用于货币尚未畅行的社会。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