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人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阁，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siqlabi)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saqalibi。

罗斯人在奴役当地百姓并将他们运往南方的时候的确表现得残酷无情以“块头、体重和勇猛”著称的维京罗斯人原本就是“毫无文化,靠掠夺为生”,一位阿拉伯作家这样评价。遭到迫害的主要都是当地土著,被抓的人实在太多,于是人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斯拉夫人(Slav)。从此他们都成为失去自由的人:奴隶( slave)。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 M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
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 Kherso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对贩卖奴隶毫无愧疚之心的人贩子中,有居住在亚得里亚海( Adriatic)北岸荒芜的潟湖岛礁上,他们靠着奴隶贸易和他人苦难积攒起来的财富，将为日后华丽转身为中世纪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础，这个地方，叫威尼斯。

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以前认为是贩卖性畜时用的圈笼,其实是用来装载奴隶的。

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继任的罗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权的动荡和危机捞取利益。拜占庭的许多东部省份曾经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中丧失，这导致了帝国行省管理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然而到了10世纪上半叶，局面开始逆转：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上那些曾被用来向帝国领土发动进攻的基地被一个个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也被夺回，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海盗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重获安定；然后在公元969年，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和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条克也被帝国拿下。 这一逆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强势复兴。大量的资产和资金开始从巴格达向君士坦丁堡转移：以前缴纳给穆斯林政权的税金和商业收入，如今统统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同时还预兆着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开始：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监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拜占庭还是10世纪末巴格达与埃及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

时局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下滑，是维京罗斯人没有沿着伏尔加河向里海扩张的原因之一。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并将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了拜占庭帝国、转向了君士坦丁堡——即挪威民间传说中所说的“米科利加”（Mikli-garðr），意思是“伟大都城”。拜占庭人对罗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

一个新的王朝在内部动荡中诞生，即白益（Būyid）王朝。它在伊朗和伊拉克等哈里发核心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虽然哈里发的领袖地位得以保留，但他的权力大幅缩减。然而在埃及，整个政权都被推翻了。据记载，什叶派穆斯林以前曾在北非建立了一个酋长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逊尼派主流统治，如今他们转移到了埃及的首都，当时叫福斯塔特。公元969年，尼罗河暴发了年度性洪灾，很多人陷入饥荒，革命风潮开始遍及整个北非。新的王朝君主统称法蒂玛（Fāṭimid），他们作为什叶派穆斯林，在合法性、权威性和什么是真正的穆罕默德遗教上都有不同见解。他们的崛起对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影响巨大：缺口已被打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一些有关穆斯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

不过在10世纪，当罗斯人还在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带不断努力时，通往南部的通道却已变得越来越安全，商业、宗教和政治运作也在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过了三百年稳定富足的日子之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繁荣昌盛削弱了中央和边远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地方权贵的相互竞争和摩擦。危机就此爆发：公元923年，巴士拉遭遇什叶派叛乱分子的洗劫；7年后，麦加受到攻击，克尔白天房中的黑色圣石被盗走。

到了10世纪末期，罗斯人已成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占有从里海、黑海远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

在东方，罗斯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久便引发了他们与可萨人之间的直接冲突。

可萨的败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利润开始以更大的数额流向北欧，正如沿俄罗斯水路发现的大量窖藏钱币所显示的那样。

同样引起维京罗斯人注意的，还有各个称臣部落缴纳给可汗的年贡。罗斯人开始逐一征服这些部落，迫使他们向新霸主效忠、进贡。到了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仅要向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贡，而且还被禁止“向可萨进贡，因为没有那个义务”。所有税款都应该交给罗斯国的统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缩小——至少在东欧和中欧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维京罗斯人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长途人口贩卖转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们还开始眼红可萨人在阿铁尔等城镇获得的贸易收益，因为可萨人加大了对过往货物的征税力度。

威尼斯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着从大规模的东方贸易中获得的巨额收益，摇身一变成了一座点缀着精美教堂和奢华宫殿的富丽都市。

但让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却发端于无情的人口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