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索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腐烂的尸体，鼓起的脓包，大范围的恐怖、焦虑和怀疑。

军事统治、精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在我们以前对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过的。虽然其统治手段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天时的因素。在中国,他们目睹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人口激增、经济飙升、科技进步的世界在中亚,他们发现无数弱小却互相敌对分裂的城邦,正等着被人吞并、整合;在中东和欧洲,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均实现了货币化和阶层化,这些地方能用现金的方式纳贡,当地百姓拥有强大的奢饰品购买能力。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及继承者不仅是踏入了一个遍地财富的世界,而且是踏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蒙古人宽松的宗教政策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较擅长对宗教人士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蒙古有很多高层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后又改信伊斯兰教,或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变。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并不敏感。
赢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国顺利扩张的关键。

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央集权体系。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

五年后，当另一支小型船队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统帅下由里斯本起航进行长途探险（绕过非洲的最南端抵达印度洋）时，欧洲转型所需的所有零散要素终于各归其位。突然间，欧洲大陆不再是终点，不再是丝绸之路的末端，它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

也许，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毕竟像佛罗伦萨的占星家和地图专家保罗・托斯堪尼（Paolo Toscanelli）就曾提出过，从欧洲的边缘向西航行或许也可以抵达亚洲。在为这一鲁莽大胆的观点费了一大通口舌之后，科隆的计划最终得到了认可。他准备了一封写给大汗的致敬信，大汗的名字空着，等到知道确切的名字后再填上——拯救耶路撒冷的伟业即将起航。他雇佣了翻译，以便和蒙古首领交谈；他还聘请了懂希伯来语、迦勒底语（与耶稣及门徒所操的亚拉姆语关系密切）和阿拉伯语的专家，可能在和大汗以及臣僚的交往中派上用场。如某位学者所说，也许欧洲日益浓厚的反伊斯兰情绪，正预示着西欧与远东最佳沟通时机的到来。 1492年8月2日，也就是俄罗斯人预计的世界末日到来前的一个月，三艘大船从西班牙南部的巴罗斯・德拉弗龙特拉港（Palos de Frontera）起航。当他的船队朝着未知的地域进发时，这个叫科隆的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识到他可能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将要把欧洲的重心从东方转向西方。

许多犹太人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受到城市新主人的欢迎。
当时的场景会让今天的人难以置信，但却与伊斯兰早期阶段遥相呼应：犹太人获得的不仅是尊重，而且还受到了热烈欢迎，新移民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而且他们还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当地人的帮助，得以在陌生的国度展开新的生活。容忍是一个社会自强自信的主要标志，反观基督教世界，却越来越走向愚顽和激进主义。

在欧洲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同样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西班牙，随着宗教和文化矛盾的加剧，人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穆斯林和犹太人身上。前者被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武力驱逐而出，后者则被迫信奉基督教，否则将被逐出西班牙或处以死刑。穆斯林和犹太人绝望地变卖资产，而且必须廉价出售。

尽管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并未给欧洲世界造成大范围恐慌，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的确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奥斯曼在14世纪末席卷博斯普鲁斯海峡，击败了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色雷斯和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君士坦丁堡命悬一线，成了一座陷入穆斯林重重包围的基督教孤岛。危在旦夕的他们多次向欧洲王国乞求军事援助，均未得到回应。1453年，帝都陷落，穆斯林终于夺取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显示出伊斯兰世界的强大优势。在罗马，当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来时，据说人们捶胸顿足、哭号呐喊，教皇为困在城里的人们默默祈祷。但欧洲在关键时刻没有出手相助，现在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至15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最富裕的地方也开始财政吃紧。泡沫终于在15世纪的前25年破裂了。明朝的皇帝紧急缩减开支，下旨放缓北京建设工程，暂停耗资巨大的海上探险和疏浚京杭大运河等重大工程（这一工程最多时曾动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劳力）。在欧洲，人们费尽心机，试图以减少货币含金量来应对危机——尽管贵重金属的短缺、货币储蓄和财经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但更具结构性的灾难是，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危机由一系列因素引发（600年后又重新出现）：市场过度饱和，货币持续贬值，支付平衡扭曲。尽管市场对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需求仍在增长，但市场的吸收力毕竟有限。并非人们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流互换的机制出了问题。特别是欧洲，它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中国的出产量高于它向海外的出口量，结果便是购买力的不断降低，引起“金银荒”（bullion famine），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贷危机”（credit crunch）。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大航海家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宦官）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

威尼斯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贸易的最佳集散地，并且能够用优雅得体的形象展示这一身份。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